這封信是用她自創的哥特式字體書寫的，我一寫完就知道自己想要逃避愛情的願望又落空了。
1958年1月11日
最親愛的基特里奇：
你的來信讓我又一次感受到你與我是多麼親近，你的情感是多麼深沉、多麼可惡、多麼不公平！我現在明白了你為什麼喜歡看我那充斥著瑣碎小事的信了，那麼，現在讓我再給你講點故事逗你一樂吧。在駐點，有那麼兩三件事可干就已經算是忙碌的了，但這樣還避免不了讓大家覺得自己變成了魯布·戈德堡的機械。現在是周六下午，這裡很安靜——真罕見哪，現在正值一月夏天呢。我認識的人都去了沙灘，在咖啡色的海水裡暢遊。這裡真熱，我依舊穿著我的短褲，一個人坐在廉價的旅館房間里，你信嗎？我竟然是這家旅館住得最久的房客之一。基特里奇，我很佩服自己對物質生活要求這麼低，但事實上在列舉駐點故事的過程中我也體會到了樂趣，彷彿我開了一家商店，這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存貨，我很自豪我有這麼多庫存。
跟你講個好消息吧。博斯克威爾第家裡來了兩個可惡的華盛頓人，其實是蘇俄分部喬裝打扮的線人在他家借宿。周二晚上，在城市的另一端，AV/ALANCHE正與左派青年學生組織MRO激戰（你還記得嗎，AV/ALANCHE就是那個繪製指示牌的人），參與其中的還有佩奧內斯、利博塔德、沙威·福特斯，還有一些俄國人——為我們效力的俄國人。我現在可以愉快地「拜訪」馬薩羅夫夫婦了，沒錯，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大的變化了，在最嚴厲的預防措施保護下，上級允許甚至鼓勵我與這家人培養出一份可靠的關係，這真是徹底改變了我的內心生活。
但是，基特里奇，跟你細說之前我得先聲明，我是多麼地愛你！聽到我們的同行有人懷疑α-Ω的存在，我也完全蒙了，但是我認識的一位耶魯寫作老師曾經說過，永遠不要使用修飾語，比如「絕對」，除非一個人無可救藥地墜入愛河。絕對不要！
現在來說說我的好朋友鮑里斯·馬薩羅夫和他的吉卜賽夫人齊尼婭吧（她曾經告訴我，她有十九分之一的吉卜賽血統）。
「十九分之一？」我問她。
「你跟俄國人一樣如此痴迷於事實、數字。」她回答道。
「十九分之一？」我又問了一遍。
「這麼帥的年輕人，怎麼問這麼傻的問題？」
有了這次對話，我發現我竟總結不出她的特點。她並不是一個膚淺的人，她自認為，自從沙皇的緩刑令從射擊手中救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條命，俄國就再也沒有出過優秀的作品。我想我的意思是說，她是從歷史鑒賞角度看待問題的。她就是來到我們中間的一位貴族女性，每次與齊尼婭在一起，我都能體會到俄國文學的精華又一次湧現在我心中，那麼多屠格涅夫不滿意的女性形象也冒出來，還有契訶夫對俄國那無可匹敵的見解。對我來說，齊尼婭能代表他們所有人，甚至比他們每一個人都要偉大。然而，同樣是這個女人，她還活在斯大林的陰影下。基特里奇，你能體會蘇聯對這個高貴的靈魂的蹂躪嗎？雖然她看起來已經四十多歲了，但同齡的俄國人與美國人相比，前者總是更顯老一些。你知道嗎，他們的靈魂總是寫在滿是褶皺的臉上，而且似乎對此還很滿意。當然，我們美國人從來不會給任何人機會，讓他們滿足於探索我們靈魂的深度，但俄國人可能就截然不同了。她的臉似乎在告訴我：「我已經經歷過了大動蕩，也經受了暴政所帶來的恐懼，但是我從來不會對我的靈魂說謊。」（她的眼窩是那麼深，眸子是那麼黑）是啊，她經歷了那麼可怕的遭遇，畢竟她是一個克格勃，或者她的丈夫是。她告訴我她只有33歲，歷史果然一刀刀刻在了俄國人的臉上。
我看我多沒禮貌，沒做任何鋪墊就急忙忙向你介紹一個新人，但目前為止，馬薩羅夫一家是我在烏拉圭處得最有意思的人了，儘管這段友誼是被別人安排的，就像相親而得的婚姻一樣。
這段友誼能夠開始，我想一部分原因是我們都是待在蒙得維的亞為國務院工作的人。亨特經常說「我們的掩護身份如今變成了我們的堅硬外殼」，當然，他並不是反感假裝成美國大使第一秘書長。你或許還記得一位知名人士傑弗遜·帕特森吧，也就是艾森豪威爾當局的宣傳部長，他是個彬彬有禮的紳士，但是一說英語就口吃，說西班牙語時結巴得更厲害，所以帕特森就一直拒絕工作。他的副部長，也是他的顧問，人還行，但是他的老婆卻是個酒鬼，在大使舞會上隨意脫鞋，來了一個即興劈叉——「完美落地！」她大喊。然後他們就把她封殺了，現在這個地盤成了亨特家的，有時候我和碗哥也會參與。
把這一點和國務院的預測聯繫起來你就會看到，最近赫魯曉夫一直示好減少武器裝備，雖然這也不值得我們信任，但是我們國家也不會坐以待斃的。這一輪世界輿論大戰我們絕對不能輸——這是現在國務院的態度，西半球分部傳來消息：認真指導與蘇聯結交一事可行。理論上說，我國隨時都願意向蘇聯敞開懷抱，儘管他們鄙視我們；但實際情況是，雙方對話無論大小，我方的表現似乎也有輕視之意。所以我們不能一心尋求雙方友善結交。
終於上級下達了命令，俄國的花園派對又開始了，我們增派了「果哥爾」哨崗（與博斯克威爾第一家的拍攝工作相關），這些暴脾氣思慮真周到——趁這次機會處理了他們兩個話務員。幾乎所有蘇俄分部的人都是反蘇聯的俄國人、波蘭人、芬蘭人，個個俄語說得頂呱呱，但他們卻在機構里埋下了奇怪的種子。極度偏執、孤立的他們竟能散發出藤壺般的熱，他們彼此起綽號鬧著玩，各自起一個愛爾蘭名字，拼寫真是奇奇怪怪呢，比如「Heulihaen、Flarrety」，上個月他倆輪流去果哥爾哨崗值崗八小時，當然記錄了蘇聯使館花園派對的各個細節。
亨特把他們稱作我們的「芬蘭愛爾蘭人」，他們向我們提供的情報與愛爾蘭人和芬蘭人一樣多，但是亨特知道怎麼把球擊回蟑螂小巷，結果就是這些芬蘭人和愛爾蘭人乖乖地向我們提供內幕消息或者騙局陷阱之類的情報。
最大的發現（經過對花園派對上的俄國人和賓客的拍攝，以及之後的仔細觀察研究）就是蘇聯大使館的「後院著了火」，這位新來的蘇聯克格勃長官似乎與我們高尚的齊尼婭有聯繫。這位長官名叫瓦爾科夫，格奧爾基·瓦爾科夫，代號「居民」，他長得跟他的名字還真是般配，一副坦克臉，頭髮剃得像顆子彈外形。
這是我與馬薩羅夫的友誼穩固之後得到的消息。我依然覺得齊尼婭靈魂高潔，雖然她有可能與瓦爾科夫有染。這兩個芬蘭人和愛爾蘭人信誓旦旦地說這是事實，我想了想，得出這樣的結論：社交生活中，我們在派對上遇到背叛之事實屬常見。派對上人們彼此微笑、耳語、拋媚眼——所有這些電影似的標誌「語言」都很常見，但是兩人之間即使有好感也是極其短暫的。這樣的事不少見，但是也並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眼見為實。拍電影時，如果我們抱著極大的耐心不停地回放，仔細觀察演員的一舉一動，那麼任何不確定性都會被具體為有形的、實實在在的東西。基於這個假設，我們已經有四分之三的把握，確定齊尼婭和格奧爾基·瓦爾科夫有聯絡，而且馬薩羅夫還知道這件事情。
真抱歉我不得不停筆了，單位里突然打來電話——有緊急事情要處理。去單位的路上我會經過大使館，所以我就順便把信寄給你吧。我盡量明天能繼續寫信給你，心懷這份希望，我才有信心今天把信寄給你，請原諒我唐突地收筆。
愛你的赫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