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1日
我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問題，竟然講了這麼一個無聊的蛋殼故事，然而其實我心裡明白——就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才想到了原因，是那蛋殼碰到瓷磚地面發出的聲音。它只是一個空殼，摔落在地上，發出的是最溫和而傷感的破碎聲，這聲音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曾經在某個「高調星期四」，休給我講過一句古埃及諺語：真相和謊言之間的差別，重不過一根羽毛。
這個話題就到此結束吧。跟你講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現在我們在蘇聯大使館旁邊設了一個觀察點（OP），而且這是我們目前擁有的最高級別的觀察點。話說回來，我們需要感謝碗哥，觀察點的建立跟佩奧內斯直接相關，但是也離不開霍華德給我們的警醒。我雖沒跟你仔細描述過佩奧內斯，但是我想你一定不喜歡他。他很重，又很虛弱，是義大利和西班牙混血，具有與生俱來的忍耐力。身材中等，但四肢非常健碩，還長著一大把黑鬍子。說實話，他整個人都挺黑的，而且即使噴了香水也難掩他身上散發出的動物般的氣息。佩奧內斯知道蒙得維的亞的每一所妓院，並進到裡面發掘新人才，就好像大學的助理教練去看高中足球比賽並從中尋找新隊員一樣。而碗哥呢，據我所知，他本人瘋狂地喜歡逛窯子，我跟他比起來簡直就不值一提，而且他還傲慢許多。我現在算安分了，坦白說是我工作太努力了。但是碗哥和佩奧內斯卻因為同去妓院而變成了鐵哥們，去妓院挖掘特工的確是不夠謹慎，但這種方法卻可以煽起一段友誼。然而請你不要嘲笑碗哥可憐又可笑，我相信謝爾曼有他自己的理由。
大約三個月前，碗哥與佩奧內斯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整個事情的背景是這樣的：佩奧內斯十分憎恨卡帕布蘭卡，而且故意在奧古斯都和碗哥的事情上迷惑他，說他們兩個是來自國務院的好人。同時佩奧內斯（和碗哥）還想方設法讓卡帕布蘭卡相信，當霍華德告訴他們那頓午餐是由情報局出錢的時候自己也感覺很尷尬。然而，那頓午餐過後佩奧內斯簡直氣瘋了，但是碗哥顯露了他的手段——「看開點，佩德羅（沒錯，佩奧內斯全名就是佩德羅·佩奧內斯），」他說，「雖然我們在你身上花了幾個月的精力，但你也沒加入我們。我的長官太沉不住氣了，我想攔也攔不住，可他只是想直截了當地了解你的想法——你開價多少才願意加入我們？」
「我們有句諺語，」佩奧內斯說，「錢能買到一切，卻買不到正直。」
「我們的說法是：每個人的價值都可以拿錢來衡量。」
「而我的價值已經隱藏、與世隔絕了。」
「那它隔絕到哪兒了呢？」
「何出此問？我已經跟你說了，謝爾曼，這是一個秘密。我只能跟你說，它藏在我的睾丸里。」
基特里奇，碗哥向我複述的時候，我根本不敢相信他們真的如此交談——佩德羅·佩奧內斯的價值在於他那毋庸置疑的巨大睾丸中。好像確有其事：一個漂亮又聰明的女孩，為了賺錢，幾年之前離開蒙得維的亞的妓院去了哈瓦那，現在，她已經成為聞名加勒比地區和南美的一個傳奇。她的名字——當然了，是工作時用的化名，叫作「自由舌頭」（簡單翻譯起來，不應該說是言論自由，意思更加接近於「啊，自由——那就是你的舌頭！」）。
她似乎最近才與佩奧內斯聯繫上，但他愛她如命。如果中央情報局有辦法讓她從哈瓦那回到蒙得維的亞來，當然了，得出於她自己的意願，那麼拿下佩奧內斯就不是什麼難題了，到時候大半個烏拉圭（佩奧內斯掌管的地區）都會在我們的掌控之中：經過挑選的政府官員、人力檔案、電話公司、使館區，以及來自左翼組織的警方線人。最後，佩奧內斯用英語說了一句：「到時候我的國家就會成為你們的了。」
碗哥帶著佩奧內斯的要求回來了，佩奧內斯給了巨大的承諾，但他值得信任嗎？那個女孩回來之後，他要是失敗了怎麼辦？後果我們承擔得起嗎？因為那女孩在哈瓦那一切進展順利，更換她的工作地點可能需要花費很大的代價。但佩奧內斯保證說，我們出得起那女孩的要價，因為她是真心實意地想要回到他身邊。他向碗哥強調說，他們之間是真愛。
佩德羅還說，我們除了補償交通費之外也沒什麼其他的費用了，他早就為她準備好了幾處豪宅，她一回來他就有能力照顧她。
因此該項「工程」的成本中又加了一筆可觀的船運交通費，說實話，這並沒有超出我們的預期（兩千元就能讓這個女孩回來，並且是頭等艙，還包括所有的箱包行李以及其他附加費用）。而且霍華德·亨特知道國務院的處事風格，有些站點長官的返程票是不給報銷的，但是像亨特這樣的，他就有辦法要到錢。沒錯，亨特確實一刻不停地談錢，而他對支票和現金的不同別稱，也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人要來得多。「那女孩知道把她送到這需要多少銅板嗎？」這是他的一種說法。「票子」「綠票」「馬車輪」（後來我弄明白這指的是銀幣），還有「四分之一便士」「半便士」「六便士」「巴拿馬幣」「委內瑞拉銀幣」等辭彙，他每次提到這些稱呼都很有意思。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件事最大的障礙竟然在於哈瓦那駐地。霍華德懷疑加勒比部門已經收了佩奧內斯的女人利博塔德並分配了任務給她，但是霍華德有辦法敲動I-J-K-L的關節，打破僵局之後我們得到了她。但是我們仍心存疑慮為什麼哈瓦那故意給這件事製造麻煩。
但無論如何，佩德羅非常開心，因此我們的站點也新形成了一種富有極端感情色彩的有趣工作形式，我們稱之為「瘋狂的佩奧內斯」。雖然那個女孩還沒到達烏拉圭，但佩奧內斯的工作熱情已經十分高漲，他在他厭惡的上級薩爾瓦多·卡帕布蘭卡的電話上裝好了竊聽器，我們的監聽點立刻就反饋給我們一直想要確認的信息：烏拉圭總統路易斯·巴特列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親和蘇聯，卡帕布蘭卡則是他忠心耿耿的部下。我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但當猜測得到證實，那感覺就好像飢餓後飽餐一頓一樣，是絕對讓人興奮的事。
接著就發生了一場大政變。佩奧內斯收到利博塔德的電報確認她確實在來烏的途中，於是他對碗哥說了這麼一段簡短的話，他說：「謝爾曼，我是這樣的人，如果我的存在沒有價值，那麼我就不會苟活於世。而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高價值就是做一名『紳士』，很快你就會見識到我是怎樣的一位紳士。」
你知道嗎，他做得的確跟他說得一樣漂亮，而且他還會因此獲利。一年多以前，他在西班牙林蔭大道、鄰近蘇聯大使館處有一棟別墅，一年多以前他出租了這棟別墅，但租金少得可憐——他只是從那家租戶收取必要的生活開支費用。因為租金過低，現在雙方協議，那家租戶在一周內搬離別墅。他的直覺確實非常敏銳，他似乎早就嗅到了我們有意向為自己人租賃那棟別墅，並且出價會相當可觀。但是他並沒有急於行動，而是確認了我們足夠信任他，並把他的利博塔德安全帶回蒙得維的亞之後才說出租別墅的事情。
如果奧古斯都還在這兒的話，他可能會對這棟別墅提出質疑，而休也會把這看成一塊腐爛的糖果，蓋茨比和卡恩斯甚至還會忍不住大聲說出來——如果這棟鄰近蘇聯大使館的別墅被克格勃監控了該怎麼辦呢？佩奧內斯會欺騙我們嗎？
亨特打斷了這些爭論：「在安全人員對這棟房子進行徹查之前，我們只會把它當作一個簡單的監視點，這樣一來，即使俄國人監聽了這棟別墅，他們也不會聽到任何有價值的內容。」
但是我們也不決定這樣做，除非我們派了絕對合適的人進來，在此之前不會在這裡進行任何情報活動。住進這棟別墅的人必須對我們的事一無所知，而且具有絕對的耐心，可以一連坐在窗帘之後幾個小時不動，並時刻做好準備，一旦有任何人進入或者離開大使館，都要打開我們的H-16攝像機進行拍攝。
雖然這個時間辦戶外派對似乎有點晚，但是這裡四月的天氣可要比華盛頓十月的天氣還暖和，所以在冷空氣到來之前，我們還有機會在側窗下的花園舉辦幾場派對，顯然我們得儘快找到合適的人入住。但是，我們去哪裡找到這樣的人呢？這件事可不能再依賴佩奧內斯了。
亨特決定拉來戈迪·莫爾伍德，很快別墅里就住進了一家三口：一位父親、一位母親和他們30歲的女兒。他們是為躲避納粹迫害而逃亡的猶太難民，1935年前後來到蒙得維的亞，他們的姓是博斯克威爾第，這大概是從德語變化過來的吧。格魯尼沃爾德大概是本地人，但是不要把海曼變成傑米，所以，男主人的名字應該是海曼·博斯克威爾第，他的妻子叫作羅莎，女兒叫格蕾塔，夫婦倆也叫她格蕾特爾。這是一對膽小、不善交際的夫婦，他們的女兒也很羞澀樸素，但是彼此之間卻很親密，如果女兒打噴嚏了，媽媽也會顫抖一下。我之所以能知道這麼多，也是因為霍華德任命我為他們的協助管理員。
我們沒人敢跟博斯克威爾第一家說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