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被傷到了，沒有再給她回信。跟我的預期一樣，接下來幾周我都被大使館裡的各種事務纏身，而這段時間裡我生活中唯一的改變是我和我的兩個手提箱從維多利亞中心轉移到了塞萬提斯，一間在廉價旅社旁邊的廉價旅館。清晨，平民區會傳來玻璃瓶打碎的聲音。
之後我收到了基特里奇第二封簡短的信。
1956年11月13日
親愛的哈利——原諒所有的一切。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葉卡捷琳娜。可憐的休·蒙塔古，可憐的赫里克，這都是我懷著這個等不及的孩子的錯。不久以後，一個蠻橫的小東西將要存在於我們之間。重讀你的信時，我才發覺你說的那些油漆罐的故事還是很有趣的。你要買一輛華麗的上了漆的汽車給我作聖誕節禮物嗎？我們非常想你，我更想要彌補我們分開的這段日子，這是休不知道的事。在這想念當中，還包含著即將出生的孩子的想念。給我寫封內容豐富的信吧。如果你願意，多告訴我一些你的工作情況。
愛你
基特里奇
附言：寄信過程至此非常完美。我希望你接收我的信也暢通無阻。
1956年11月16日
親愛的葉卡捷琳娜：
比起鞭笞，我是多麼地想要親吻！既然你想知道我的工作情況，那麼讓我來告訴你吧。這裡並不是一個歡樂的駐點，因為我們還在等霍華德·亨特的到來。駐點的現任長官，邁諾特·梅休，是一位駐外事處的老長官，他的資格很老，所以早在1947年就被事務局任命為駐點長官了。他從外派玻利維亞和巴拉圭開始到現在就一直是這個職位，梅休現在正等著退休，基本什麼事情都不做。他沒有社交活動，也少有事務局的工作。他通常九點鐘到辦公室，處理我們剩下的事務，到十點鐘時聯繫他的股票經紀人。然而，所有人都認同他在工作的某一方面做得非常漂亮：他與大使保持著相當好的關係。相信你也聽說過，如果大使帶著偏見看駐點長官，那麼他在大使館的處境將會十分不利。而在這裡，多虧了梅休，我們非常和平地待在二樓的一隅。大使傑弗遜·帕特森能聽懂西班牙語，但是只會結結巴巴地說一些，所以，梅休，第一秘書長，將這位大使的一些工作交給了烏拉圭的官員來做。梅休用外交郵袋為蒙得維的亞天主教的隊伍帶來美式足球的裝備，這件事同樣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除此之外，他的績效幾乎為零。我們實際上由駐點副長官領導，他是前海軍中尉，「二戰」的時候，他有著很粗的脖子，名叫奧古斯都·格斯·桑德斯特羅姆。奧古斯都曾經一定是一個非常強壯的人，但是現在不是了，他已經有了啤酒肚。他打算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爾夫球中去，這並不像聽起來那樣愚蠢。他把我們的行動事務員、通信官員都帶去鄉村俱樂部，跟很多當地政府和商業人員打四人對抗賽，這帶來了一股風潮。忽略一種名叫「快樂男孩」的新克格勃風格（他們穿倫敦樣式的套裝而不是俄羅斯風格的粗麻袋），那些俄羅斯人並不擅長高爾夫和網球。所以格斯與那些打高爾夫球的烏拉圭官員的社交聯繫經常帶給我們一些好處，換句話說，我們能得到我們所有想要得到的幫助。路易斯·巴特列，烏拉圭政府的總統，代表科羅拉多黨，在過去100年里，科羅拉多黨獲得了每一場總統大選的勝利。因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黨，科羅拉多黨一直都在超額支出。烏拉圭是一個真正的福利國家，也許這也正是這裡如此和平卻搖搖欲墜的原因。這位路易斯·巴特列是位反美主義者，當下他正在與蘇聯制定牲畜獸皮交易方案。
在大使館工作的第二天，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了。順便說一下，大使館是一幢輝煌的白色大廈，大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它由兩根白色木製的圓柱撐起了一個長廊，面前是兩級台階。它坐落於洛德·龐森比大道，旁邊有一個布局非常漂亮的公園，那公園大約建於1900年，一定是由一位巴黎的藝術家設計的。毫無疑問，在蒙得維的亞這個地方，沒有一處是殘破不堪的，我們的大使館就像海軍白一樣潔白無瑕。奧古斯都與我第一次交談時就想知道我的網球水平，我們大使館似乎還需要一位好選手到鄉村俱樂部去，格斯想知道我有沒有帶球拍。
我父親一聽到我被派到烏拉圭就給了我一個嚴厲的警告，他很少寫信給我，但少有的信中他還囑託我：必須遠離高爾夫和網球的那個圈子！父親的想法是，那些將時間放在這些事上的年輕官員，一定要有本事掌控他們的球技。如果你要討好一個外國的外交官，那麼就讓他更勝一籌。反之，如果你與你的長官組成二人組與一對國務院的官員比賽，那麼你就一定不能輸。「兒子你啊，」父親這樣寫道，「在我看來，你沒有這種深藏不露的精湛技能啊。我非常欣賞你的正手技巧，非常精準，但是你的反手技巧在任何看穿你的伎倆知道如何破解的對手面前完全不堪一擊。所以離網球遠一點吧，不然你會失去很多。」了解了這其中的智慧之後，我告訴奧古斯都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樣握拍。當他提起高爾夫球的時候，我說：「長官，有次我參與高爾夫課程，第一洞我打了五桿。」
「很棒。」他說。
「是的，長官。可是接下來兩洞，我分別打了13桿和15桿，之後我就再沒將球打進洞里過了。」實際上，我的水平要比我說的高，但是我不打算告訴他。
「那你擅長什麼運動呢？」奧古斯都問道。
我說拳擊和攀岩對我比較有吸引力，這樣問題就解決了。格斯哼了一聲說烏拉圭沒有太多的岩石可攀，還叫我不要在酒吧里拳擊。我看得出來，他準備再去找一些能打高爾夫和網球的官員出來，然後留我在辦公室做超負荷的工作。換句話說，他完全不掩飾現在我在他眼裡就是一個拳擊手。
我在高爾夫和網球上落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接手了一位行動事務員的惱人工作，害得我整夜加班（是的，他打網球）。也許這項工作一向由新人完成，但諷刺的是，這卻是我最享受的任務，因為有一艘單人小划艇，至少是間諜活動的規格，而且它不會帶錯方向。每個星期只有一個晚上，這就是我在工作時間休息最典型的狀況。
有個行動代號名為AV/ALANCHE，人員配置剛剛好，包括了當地偏右派的七名天主教少年。他們做這個工作是為了精神上的滿足，為了尋求刺激，當然還為了錢。我們給他們的報酬是每人每晚十元，他們的任務是在黑夜的偽裝下去破壞共產主義的海報，然後把我們的——也是他們的天主教的黨派口號畫到共產主義的口號上，一個星期做一次。有時候我們的海報也會被共產主義組織破壞，那麼我們就會貼上新的海報。我承認，我喜歡這項行動，我喜歡這些孩子，我也承認我只與AV/ALANCHE上過一次街，然後就去說服奧古斯都我願意擔起責任把這項行動做得有聲有色。然而，積極主動的參與讓事務所很不安，因為我們這七個孩子不小心跑進了MRO的流動據點，那些人是非常忠實的極左分子，他們相信武裝保護的力量。於是街上出現了爭鬥，還有人被拘留。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下被警察抓到，那麼事情就糟糕了。這次蒙得維的亞所受的打擊很有政治意味，左派或者右派，這取決於選區（畢竟，我們是在南美）。奧古斯都只授權讓我與這些孩子出去一次，之後就下了禁令。第二天格斯告訴我：「在你回來之前，我都睡不著覺。」我早上五點鐘才回家，然後打電話到他家彙報我對孩子的每項指令，好讓他最大限度地放心我沒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但是，不安仍舊在那。好好想想吧，街上疾馳的舊卡車，耀眼的閃光燈，還有流浪漢和醉鬼凌晨兩點還在街上晃悠。他們是共產黨的眼線嗎？我們在破壞烏拉圭共產黨（PCU）的海報，而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工人階級區。凌晨兩點，那些貧民區安靜得跟墓地一樣。這彷彿帶我回到了青春期，有那種第一次喝了酒、腎上腺素充滿四肢的感覺。
然而，在一個普通的星期二，我待在距離孩子們半英里以外的無線電通信警車上，用步話機跟AV/ALANCHE-1號保持聯繫，他很喜歡這樣的安排。AV/ALANCHE-1號是一個堅強、瘦長壯碩的孩子，有著一頭濃密的黑色捲髮，他讓我很放心。一旦發生意外，我便能在他們附近下車，將他們保釋或將他們送院治療，總之有我在他們的狀況會更好。
然而，奧古斯都告訴我只在後面開車跟著確保他們在做事就行。我按他說的做了，但是我很不開心。我安全地待在通信車上，而孩子們正冒著風險，而且我還不能信任他們。奧古斯都總是擔憂顧慮，但他也並不完全錯誤，有時孩子們任務還沒完成一半就因為緊張而逃跑了。讓人惱火的是，他們事後還不向我報告。這些情況我都記錄在案，儘管不愉快，我還是要付他們錢。如果情況更糟糕，那我就得跟AV/ALANCHE-1號談談。
至於我其他的日常工作，就沒有那麼吸引人了。一開始情報局還擔心我們無事可做，因為這裡的工作通常有一點無形，而且國家看起來很大（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