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夏洛特說，「我們講解了一堂關於間諜活動的課。對間諜活動這棟『大樓』來說，事情的真相就是地基。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更多更複雜的反間諜活動，這棟『大樓』的地基就不是真相而是謊言了，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反間諜活動是建立在靈感的基礎上的。在這個領域的人們都有成為冒險家、貴族、變態的傾向，然而，那樣的人佔據了這個團隊的一半，他們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支持他們，這個組織非常注重細節，在裡面連流氓和學者都能相互勾結，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進行反間諜活動的難度不可估量。就好像一個誠實的男人撒謊的時候他就感覺很不安一樣（因為他很少說謊話，撒謊的感覺他很不習慣），一個經常撒謊的人也是一樣，他如果說真話他就感覺不安全了。沒有人可以誘捕一個由里而外全是騙子的人。比如說，他告訴你周二晚上他和一位年輕女士一起坐在十四號包廂裡面看演出，當你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周二晚上十四號包廂裡面坐著的毫無疑問是你的朋友，因為他每次看演出都是一個人坐在十四號包廂里，從沒變過。那麼這是什麼情況呢？這時那個撒謊的人會直直地看著你的眼睛然後告訴你說，他從來沒有說過他周二晚上是在十四號包廂裡面，而是在四十號包廂裡面看演出的，而且說這話的時候是那麼理直氣壯讓你不得不信以為真。撒謊的人和誠實的人一樣享有簡單的生活。」
我被那些長官的笑聲觸動了，他們笑著似乎在說在這個話題上保持幽默感是私人保護的一種手段。
「當然，反間諜活動也不會允許肆意撒謊的行為。相反，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揭露真相，但是在一個更大的謊言的保護之下揭露相對的真相：我們聲稱那些從敵方為我們機構竊取情報的情報人員是受雇於我們，然而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們中的一員。這樣一來，我們的反間諜活動就能進行得暢通無阻，但這只是理論上，實際情況並不是那麼樂觀。我們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都是很厲害的角色，想要欺騙對方都是很困難的。波蘭的背叛者應該抱著被美國認可移居美國的心態接近我們，然後我們告訴他讓他繼續在華沙的組織工作幾年，只是身份變為我們的特工為我們工作而已，以此來賺取美方的信任從而實現移居美國的願望——這種做法是眾所周知的。假如他接受了這筆交易，那麼從他為我們效力的第一刻開始我們就得對他持懷疑態度：他是真的忠誠於我們還是說他只是一根牆頭草？這時我們就要測驗他。我們命令他去竊取他本該拿不到的情報，如果他對我們是忠誠的，那麼他就得回來向我們報告他失敗了。可是呢，你看，他把消息帶回來了！他帶來的消息十分準確，因為我們已經通過其他可靠渠道獲得了這條消息。這樣的話，我們得更進一步測試他。如果他又一次通過了我們的測試的話，我們只能說，他太厲害了，他很成功但同時也說明了他很失敗。我們要不要踢開他呢？不，至少現在還不能踢開他，我們得等到確認蘇聯安全委員會相信他的這個雙重間諜已經完全騙過了我們的眼睛。畢竟這也算是我們的一個工具啊，我們讓這些雙重間諜去竊取我們不需要的資料，把蘇聯人引向錯誤的方向，讓他們對我們的需求有一個錯誤的認識。當然這個錯誤信息的迷惑性得足夠微小，不能和他們之前對我們的了解有太大出入，否則太不可信了，反而容易刺激他們看出我們在利用他們的特工。
「這就已經讓你嘆氣了嗎？這個案例的複雜程度與我們的真實情況都沒法比，現實中我們會利用許許多多的方式來反間諜，現在這個時代，反間諜的唯一限制條件就是人力資源。我們需要大量的情報人才來檢測我們所犧牲的每一條秘密信息對於引導敵人走向錯誤方向到底有多大的價值，許許多多訓練有素的情報人才都在檢驗這些精心策劃的謊言的可信度，這就是反情報工作的內容，除非這些信息涉及最高級別的『賭注』，他們才會銷毀這些信息。你們聞到一股怪味了嗎？這不是硫黃爆炸也不是燃燒硫黃粉的味道，而是我們的過度工作使得電路自燃所散發出來的氣味。」
這個時候，駐烏拉圭使館的指揮官突然站起來說話了——這真嚇了我一跳，他說：「我能不能說兩句？」
「請說。」夏洛特回答說。
「我叫霍華德·亨特，最近才從北亞的一個小諜報中心回來的，監察東京的動向，我的下一個任務是到蒙得維的亞去工作。不知道你能不能容忍我這樣突然打斷你的談話呢？」
「放輕鬆些，」夏洛特說，「這裡是連小孩子都能講話的自在地方。」
「好的，」亨特說，「我相信我要說的話是我們中一部分人所想的——請恕我直言，你說的這種解決方法是解決不了我所在工作地區的問題的，一點用都沒有。」
「亨特先生，」夏洛特說，「我相信這種方式可能解決不了你所在地區的問題，但是相信我，這樣的方式可以解決我所在地區的問題。」
令我驚訝的是，亨特並沒有被這樣的評論嚇到。「先生，」他說，「你的這種方法很好，我相信你的屬下都已經能做到靈活使用這種方法了，或許以後在座的某位青年才俊就是你的接班人了，我很尊重這樣的行為。但是，說實話，這對我沒有什麼好處。」我為亨特身後傳來的嗡嗡的同意聲驚訝，在座的賓客有許多都是杜勒斯先生邀請的，這些人分成了幾個派別，這些派別多得超乎我的預料。霍華德·亨特被他身後的這些贊同聲感染，又開口說道：「我和許多外國人一起工作，他們中有一些人我可以信任，有一些人是不能信任的，事情發展的方向是對的，但是他們人卻走錯了路。我們要學會抓住時機，我們沒有時間作出精密的調整。」嗡嗡聲又來了。
「你是指骯髒的手段。」夏洛特說。
「稍微提到了而已。」
「沒什麼害處，」夏洛特說。「有些時候，小酸豆也會有大作用的。畢竟，我在這裡教的很多東西都要改變，因為——砰！——爆炸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世事難料。」夏洛特看著亨特的臉微微點了點頭，問道：「你願意猜測一下我下面想說什麼嗎？」
「你請說。」亨特說。
「是是是，請說。」很多來賓都表示贊成。
「既然那樣的話，」夏洛特說，「或許我們應該聚焦到我們在地面上的行動。請允許我講述一個故事，有一個阿拉伯刺客，一大早他就在家裡擦著他的手槍，腦海里想著今天他要結束一位阿拉伯領導人的生命。這個刺客是和另一個同樣貧窮的同謀者一起合作的，同謀者外出企圖偷來一輛汽車為他們的刺殺提供便利。這個同謀者呢，他和其他小偷一樣，都很衝動。為了追蹤一輛適宜的破舊老爺車，他來到了一家阿拉伯式的漢堡店，在那裡，櫃檯後面，站著一位憂鬱卻很美麗的年輕女孩，她那一對渾圓的酥胸令他垂涎不已，他覺得自己如果不先好好『研究』一下她的酥胸的話，他是做不了任何事的。所以他就和這個賣漢堡的女孩子親熱地聊了起來。當他終於回過神來把車偷走回到站點時，他才發現一切已經太晚了。那位阿拉伯領導人將會在特定的時間經過某個特定的街角，因為這個同謀者的耽誤，那個刺客也沒能準時出現在那個特定的街角。然而他們不知道自己頭上頂著多大一坨狗屎運！這位阿拉伯的領導人有自己的情報人員，並且他們已經潛入了這些恐怖分子所在的組織。如果這個刺客和他的同夥在既定時間到達了指定的地點，那麼他們馬上會被槍斃，甚至連抬頭看一眼阿拉伯領導人的機會都沒有，因為那位領導人已經改變了路線。可是現在呢，就是這位領導人的專屬車輛竟然停下來等紅燈了——這是多麼稀奇的一件事啊！無獨有偶，這兩個正在為自己的失敗感到焦慮不安的刺客也同樣駛到了同一處紅綠燈，也剛好停在停止線的位置。這個拿著手槍的男人看到了自己的目標，立刻就從車裡跳出來開了一槍，砰！——一次多麼成功的暗殺！此時或許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吧。我覺得，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陰謀詭計暗箱操作，如果計畫得太過於精確，那麼很可能就會失敗，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都不是完美的，甚至，我們只是混亂中的秘密特工罷了。」
「蒙塔古先生，我並沒有吹噓自己的意思，但是，」霍華德·亨特說，「我想說的是，在瓜地馬拉我們成功反對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 的行動中，我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想要提醒你的是，我們這麼一小部分人成功地推翻了專政統治，這項成就在我看來絕不是混亂不堪，這次事件是經過我們完美策劃的。」
「雖然我並不熟悉瓜地馬拉的事情，」夏洛特說，「但我也聽說了很多消息，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完成這件事情靠的是我們周密的計畫加上一丁點的運氣，我知道裡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勞。諸位，我再重複一遍：即使你再給我講述一個難得的成就我還是能夠找出它的根源，是誤解。」
現場引起一陣騷動。
「蒙塔古先生，你說的是不符合當今社會現象的，」杜勒斯說，「你這完全是憤世嫉俗的言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