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動身去BND總部時已經是午夜時分了，準備在中途加油時遇到了一些難題，因為比爾·哈維不希望在路上使用美國軍方的加油站，由於在晚上運營的加油站一般都是由民主德國人掌控的，比爾·哈維也不想停在某個軍事基地，那樣的話我們不得不叫醒後勤軍官送來儲油罐的鑰匙。「上一次，因為要叫醒軍官拿儲油罐的鑰匙加油，花了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比爾·哈維抱怨道，「該死的鑰匙在軍官的褲子上掛著呢，那名軍官還不知道在哪個妓院里瀟洒。」
「比爾，你必須要付出一切代價來譜寫這樣的歷史嗎？」C.G.問。
問題是我們不能把五加侖的油桶放進凱迪拉克的後備箱里，哈維也不會把油箱捆在汽車的頂部。「狙擊手一個炸彈我們就灰飛煙滅了。」
「比爾，為什麼我們不坐飛機呢？」她問。
「空軍基地有一些德國機械師，坐飛機很容易遭到他們的攻擊。這些我老早以前就掌握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的準備工作就是給後備箱焊接一個防彈的輔助燃油箱，因此耽誤了兩個小時，我們又花了一個小時等待最後的批准文件，這些事情都弄完了我們才啟程。哈維先生帶著獵槍，C.G.和我坐在後排。
正如比爾·哈維預計的，這是一次快速的行程。我們進入東德區域時，勃蘭登堡公路的檢查站沒給我們製造麻煩。一個小時之後，根據我們的南部旅程路線，我們再次回到西德，經過另一個檢查站，他們也沒有為難我們。我們開車穿過了平坦又肥沃的田野，哈維一邊喝著馬提尼，一邊講述一個被抓獲的蘇聯間諜的故事。這個間諜將微縮膠捲情報放進一顆鑲金的假牙里，「是我發現了這個渾蛋，」比爾·哈維告訴我，「『用X光照射這個撒謊的雜種！』我跟當時的同事說，我很確定在牙齒的鑲嵌物和底部之間有一根細細的線，『要麼是牙醫的技術不夠好，要麼是藏有東西。』所以我們拔掉了這個傢伙的假牙，我找到了微縮膠捲，俄羅斯人一直以來都在用這樣的方式獲取情報。你聽說過他們的氫氯酸手槍了嗎？射出的是噴霧，漂亮！持槍者在街上衝到你面前，對著你的臉開一槍，你就死了。屍檢如果延遲幾個小時，那就沒有任何中毒的痕迹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不在柏林街頭散步的原因。我寧願讓我身邊的人以為我是被蘇聯人殺死了，也不願意讓他們誤以為我是因為飲酒過多血管爆裂而死在了大街上。」他又倒了一杯馬提尼，「哈伯德，如果你要外出覺得自己有可能遇到這種攻擊的話，有一種解藥可以保住你的性命，那就是出去之前先吞一點硫酸鈉。你要去GIBLETS醫療中心查找一下237-AQ子彈的含毒量，只有如此，你才有機會在中槍的十到十五秒之內拯救自己。在你的外套口袋裡隨身帶上一些硝酸戊酯膠囊，一旦你被射擊就趕快拿出膠囊塞進嘴裡。我總是會隨身攜帶一些的。」比爾·哈維一邊說著，一邊用力打開儲物箱，拿出一個瓶子，倒出一把膠囊，「給，」他將一把膠囊遞給C.G.和我，「帶上這些東西。」他也毫不猶豫地對司機附上一句：「小心這些馬車，山姆，你看到任何馬車都要避而遠之！」同時還不忘輕輕拍著司機的肩膀。山姆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速度掉轉方向，穩穩地前進著。「我不相信凌晨兩點這些路上還有農民推著手推車。」他說，又回到毒手槍這個話題上，「我曾經在普拉赫親眼看到過，哈伯德，你肯定想像不到。」
「但我的確想像過了。」
「這些德國佬因為遷怒於我們而殺了條狗。BND的人就像展示特技似的，只是走了過來， 開槍，走出去，那條狗就四肢綻裂，不到一分鐘就死了。這一切就發生在這塊玻璃外面。」
「我倒很想會會殺了這條狗的人。」C.G.說。
「一條可憐的狗，罷了，」哈維說，「這個畫面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里，蘇聯人無所不用其極。」
「BND的人很擅長做這種事情。」C.G堅持說道。
「等一下，」比爾·哈維說，「你這麼說，不也中傷了赫里克·哈伯德的朋友嗎，他可是邀請我們去普拉赫度過周末的人啊。」
「長官，我發誓，我不知道這些事。」我說。
「看看這個，」他說著，順手遞給我第五至第七頁索引卡，卡片首尾被遮住，只留中間一部分有字。「我希望我的調查結果能夠以這種方式呈現，以免我遺漏了類似的任務給你。快速瀏覽一下這些故事吧，只看那些大標題就行，很快就能看完的，就當是看《時代》雜誌的頭條吧。」
借著凱迪拉克後排燈光的照明，我看到：
萊因哈德·蓋倫
現任BND主席。BND，以前被稱作「組織」，總部位於普拉赫，在伊薩河岸邊，慕尼黑以南六英里。以前是由一所房子、幾間小屋和幾個沙坑組成的小院子，一九三六年重建為魯道夫·赫斯和幕僚的官邸。隨後馬丁·鮑曼也在此居住過。「二戰」後，被美國軍方徵用，賜予蓋倫將軍居住。將軍成立了聯合辦公室，暫住在「白宮」里，是原址中心處一幢兩層樓的大廈。「白宮」一樓的餐廳里，牆壁上貼的是自鮑曼時期就未變過的壁畫——胸部豐滿的德國女人將玉米穗編成花環，體育場上一排年輕人的塑像圍繞在花園中的噴泉旁。
現在，普拉赫增添了很多現代建築，三千名官員和職員在此工作。蓋倫身高五點七英尺，頭頂幾乎全禿；在早期的照片里看上去很瘦，如今長胖了；他總是戴著深色的眼鏡，耳朵很大，穿著不容易發出聲音的橡膠底鞋子——他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人。
蓋倫將軍的假名：我們所知的唯一一個是「施耐德博士」，除此以外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有別的假名。當蓋倫以施耐德博士的身份遊歷時，總是戴著各式各樣的帽子。
他就是我在運河屋遇到過的那個人嗎？施耐德博士？長著一對大耳朵的小個子男人，在和夏洛特對弈時每走一步棋子都要哼唱幾聲。我的心情變得極為興奮，現在我終於知道興奮的感覺了。
「蓋倫手中曾經有隻天鵝，」比爾·哈維說，「這隻天鵝受過訓練，懂得朝著超聲波信號游進。在它的羽翼下，組織縫上了一些防水塑料小袋子，天鵝帶著小袋裡的文件，經過格里尼克橋 從波茨坦游到西柏林，又游回來，袋子里裝著新的指示。經過東德的橋下時，俄國的哨兵會給他們扔麵包屑，這就是我所說的情報員。」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C.G.說。
「另一方面，」比爾·哈維繼續說，「在過去的日子裡，蓋倫的組織每月都在擴大，德國人飽受資金缺乏的折磨。蓋倫曾經向我們訴苦，他告訴我們他拒絕來自美國的金錢誘惑，沒有與中情局簽合同。現在我們付錢也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了。實際上，我們支付了一大筆錢，但仍然不夠。這個傢伙特別貪婪！你知道他不是為了讓自己富有，而是為了建立組織。所以，他說到做到，建立了幾個情報機構。」
「都建立了哪些情報機構？」我問。
「跟我們下設的駐地差不多，只是他設的這些機構分布在德國的每一座大城市。『充實你們自己。』蓋倫告訴他的下屬員工，然後他和美國軍方的一些老朋友通了電話，他們談到美國的腐敗問題，這就又回到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點上，到底是先出現了美國軍方還是先出現了美國黑手黨？不過最終，蓋倫和我們的同事策划了這次誠信的交換：德國情報總部向美軍移交了一批無關緊要的SSD間諜，這些間諜即便招供了也肯定說不出一個敵方間諜的名字來；現在為了回報這些人給我們提供的這幾個蘇聯小嘍啰，美國軍方送給當地的情報機構一卡車美國雪茄。蓋倫組織里的人很快就將這些雪茄拿到黑市上兜售，籌得的錢款用來支付他們員工的工資。他們一拿到現金，美軍就出面沒收這車貨，再將雪茄還給他們；組織的人再次迅速地將它們賣給其他的黑市商人。如此一來，同一車一萬餘箱的駱駝牌雪茄被反覆販賣了五六次。我的朋友，這就是四十年代末的情形啊，那時候我還沒來德國，多麼美好的曾經啊。」
「你講講蓋倫將軍和杜勒斯先生的故事吧。」C.G.說。
「噢，他們呀……」他咕噥了一下，沉默了，我可以感覺到他不想再讓我聽到這些事了。難道是他想起來我之前令他不悅的事了嗎？
「說呀！」C.G.再次央求道。
「好吧，你聽說過亞瑟·特魯多將軍嗎？」
「沒有，先生。」
「幾年前亞瑟·特魯多是美國軍情局的長官。德國總理阿登納 於一九五四年訪問華盛頓時，特魯多想見阿登納，他就託付蓋倫引見。特魯多見到阿登納總理後，大膽提出中情局不應該再支持一個由前納粹運營的西德組織，並且解釋說如果這被各國媒體知道了，將會對各方造成不良影響。阿登納告訴特魯多，他也不喜歡納粹，但是在德國政治中，不破不立。這之後，阿登納的一個手下將這段對話告訴了蓋倫，於是蓋倫向艾倫·杜勒斯抱怨。我們的長官又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