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發來發去，我終於可以通知比爾·哈維，KU/CLOAKROOM已經變成了KU/ROPES了。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是等待另外七十二小時來獲得下一次假名的轉變呢，還是給高級控制部的人施加壓力。比爾·哈維讓我等待。三天後，我上報哈維：DN/FRAGEMT派遣我們去韓國。
「這會耗費我們兩周的時間。」他說。
「我有辦法給高級控制部一個打擊。」我提議，其實我已經想到了應付該項提議的方法。
「不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先給DN/FRAGEMT提個申請，弄明白我們這兩周時間都要做些什麼。」他說。
事實確實是這樣的，還有許多事要去做。在開始的幾天，我作為比爾·哈維的助手只不過是來等他進入布萊基一號（我們的凱迪拉克防彈車），然後我的工作就擴展到手寫記錄、各辦公室領導間的溝通，以及檢查東西柏林重要酒店房間廢紙簍里的東西，這些東西是由女服務員送來的。我還要對特殊的運營成本暗中記賬，處理其他情報機構官員送來的支出賬單，這些賬單都是些寫著代號的便條。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已經熟練掌握了這些業務。我的時間有限，但是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可以不用密切關注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一點我注意到了，我們擁有一家大規模的工廠，佔據東西柏林的三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土地。各種信息如同原材料一樣湧入，在我們的情報商店和工廠里加工，作為產品通過電報和袋子輸送到倒影池和其他華盛頓的相關部門。我如同監督人辦公室的文員一樣，可吹噓自己的桌子離老闆很近，但這沒有任何好處。比爾·哈維與我遇到的任何人一樣工作勤奮，尤其像夏洛特，甚至還認為睡覺都會打斷各種正經事。白天，他會檢查數百個前一天從科恩機場來的貨物。他不懂德語，所以我們派了一批翻譯給他，這批翻譯都得夜以繼日地在CRUMPETS工作來計數小零件、卡賓槍，比爾·哈維會認真地弄清楚航班出發和到達的時間、地點以及貨物總量；他能看懂德語的「紙箱」、「盒子」、「集裝箱」以及不在清單目錄上的貨物，另外他也能看懂「千克」和「立方米」等單位名稱，不過，他的德語辭彙量僅限這些了，他看不懂從莫斯科、列寧格勒、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進入東柏林的各種武器和商品的名稱。他分配了一些細目給翻譯人員做，其中包括了從小零件到卡賓槍在內的數十種零件類型和數百種小型武器。比爾·哈維編寫了一個有數千個數字代號的袖珍小冊子，像一本詞典那樣，他隨身帶著這個列滿各種編號的黑色小冊子，但是他很少參考這個冊子，因為他早將這些代碼熟記於胸了。他開著布萊基車，一邊品著馬提尼，一邊用他短粗的手指指著貨物單，翻譯人員已經把相應的代碼標在貨物清單上了。
有時候，當他想要做些記錄時，他就把馬提尼放到支架上，抑或遞給我，用他那色彩編碼筆在各個細目下面畫上紅色、藍色、黃色或綠色，這樣下次翻過這些頁碼時，或許蘇聯在柏林駐紮的各方勢力將會同他談談，至少我是這樣猜測的。他從未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他像裁判員誦讀比賽名單一樣哼唱著，他的自言自語就像煎鍋里的噼啪聲一樣濺入我的耳朵。「二十六、八十一，這好像是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讓我來確認一下。」接著馬提尼遞到我手上，拿出他的黑色本子，「該死，這是斯柯達槍而不是凱里槍，我應該知道二六八一是斯柯達手槍C系列，型號四，那個不是已經停止生產了嗎？」他檢查了一下，然後對我說，「哈伯德，記錄一下。」我一邊用我那隻空閑的手摸索出我的筆記本和筆，一邊用另一隻手拿著他的馬提尼，他取回他的杯子，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到支架上說道：「蘇聯要麼毀掉所有斯柯達手槍C系列，型號四，要麼重新生產型號四，或者還有第三種選擇：直接準備一場鬧劇得了。是鬧劇的可能性很大，只裝了九十六支斯柯達槍。」他又從調酒器里將自己的酒杯倒滿馬提尼，「把它放到倉庫去。」他對我說。
那是他在GIBLETS的辦公室外另一個非常大的密室，和單人牢房差不多大，四邊由軟木覆蓋，做成一個四周合圍的公告板，他在上面釘上每一個暫無答案的問題。有時候，他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在密室里來回走動，思考著那些難題，他簡直和難題住在一起了。
我的白天基本上都是與各種參數為伴。我的辦公桌挨著比爾·哈維先生在GIBLETS和商業區的辦公室，我和他一起出行，一起搜集我工作所需的資料，如果我能猜到他何時準備快馬加鞭的話，我就會加速處理這些資料，並把它們放進文件夾和文件袋中（這個詞他喜歡用在我的公文包上），有時候我還得跟在他屁股後面在一個又一個走廊里奮力奔跑。我們上了布萊基這輛車，軍用風格，由專職司機駕駛，衛士坐在副駕駛位，我坐在第二副駕駛位，長官坐在我身邊，如果他不是在打無線電話，也沒有看資料文件的話，他就會和我聊天。
我曾經鼓起勇氣告訴他我跟每一個我認識的機構領導都講過的故事，但是我沒有提到杜勒斯、夏洛特、迪克斯以及我的父親，比爾·哈維先生並沒要求我具體說，只是回了一句：「這是人的生理適應性。」
「長官，你能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嗎？」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沒有稱呼他為「先生」。
「意思就是，在特殊軍隊里分配那些任務給孩子是不近人情的。年輕人很好奇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沒有人願意告訴他們。確認一個報童是值得信任的或許要花二十年，這還是在美國，每個人都相信自己來自耶穌的國家，而在蘇聯或德國二十分鐘就可以讓一個新手明白什麼都不值得信任。這就是我們在許多障礙面前與克格勃發生衝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每一個廁所里放上廁紙的原因。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防止消息泄露，當然你也不能給自己的大腦太多限制。因此，我們說的都是傳奇故事。這也是我們通過一種可接受的形式向你們勾勒畫面的方式。」
「即使這些故事是編造的？」
「你說對了。其實，我們都傾向於過多地談論。我有個親戚是個酒鬼，你永遠不要接觸這種人，若非得接觸一年也不要超過兩次，他崩潰的時候，一定是酗酒的原因。這就是生理適應性。如果任其發展的話，事情就會越來越糟糕。我想機構里有人有時候會在酒桌上泄露秘密，但這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這是真的嗎？」
「不。但是我們生活在兩種系統中，智力和生理。智力上我可以通過允許的事情，但生理上我們卻要為此承受壓力，」他微微點了點頭，確認他說的話是對的，「當然，在我們的頭目中也有很明顯的體現。安格爾頓是個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赫爾姆斯也是，杜勒斯長官的話也很少，但休·蒙塔古的話就太多了。」
「你把自己歸到哪一類中？」
「沉默寡言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夏天的兩周愛說話。」他使了個眼色。
我懷疑這是哈維要告訴我關於VQ/CATHETER的前兆。也許他早已發現了每天挨著我工作而不去吹噓他那了不起的成就非常困難，而且我的確也很想知道他的那些成就。但是我的存在確實妨礙了哈維和別人在電話里談論與CATHETER有關的話題，所以也許有一天我會重新得到一個假名，就叫VQ/BOZO III-a吧，把我分配到最高級別的保密處做助理。
到達那個地道還需要一周的時間。正如我猜測的，比爾·哈維晚上出去拜訪，經常與軍界名人、四星上將、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一起，比爾·哈維一點兒也不費事去掩蓋他的驕傲。我從沒見過有人會因為自己的成就快樂成那個樣子，除了我六歲時（一九三九年）父親介紹給我認識的威廉姆華德，他與奧馬哈人在肯塔基賽馬會上贏了比賽，四年過去了，每當人們提到奧馬哈，他依然興高采烈。
同樣，比爾·哈維並沒有要做個謙謙君子的意思。我第一次聽他描述他的戰績是在某個晚上我擔任護衛時，他坐在布萊基的前排，有一個三星上將在後排（據我了解他正在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巡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設施），當車行駛在施特格利茨的路上時，比爾·哈維很高興地中斷了我們的行駛，他讓司機把車開進了一個停車棚里，把凱迪拉克換成了防彈的梅賽德斯，再一次啟程。這次由比爾·哈維親自駕駛，他的司機拿著獵槍坐在前排，我和將軍坐在後排。「說在哪兒轉彎！」比爾·哈維用連命令帶詢問的口氣說，他的司機就給他指路。我們迅速穿過了柏林郊區，來來回迴轉了兩次，確保沒有尾隨者。十二公里的路程很快就變成了二十公里，因為在到達路都的空曠地之前，我們在布里茨和約翰塔爾之間來回兜了兩次。
比爾·哈維不停地跟將軍講述地道建設中面臨的問題。真希望將軍的聽力很好，因為儘管我很熟悉比爾·哈維的聲音，但我還是很難聽清他說的每一個字。將軍試圖佔用後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