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周結束前，我把我的工作都交給了那個新來的接替者，他做起我的舊工作來得心應手，甚至比我做得還出色，因為他的德語比我說得好。每天早上我都認真地去練槍，並開始相信我也可能成為一名不錯的射手。我想像過當比爾·哈維先生中了埋伏後能在我精妙的槍法的掩護下成功逃生。
周一早上九點，我準時來到基地長官的辦公室，為我的工作待命，但那天我並沒有跳車到他的黑色凱迪拉克上，一整天也沒有接到任何電話。我待在我的新辦公桌前，桌上沒有任何文件，就和我在國防部的第一張辦公桌一樣。第二次見到哈維就是在周二的下午了，當他經過走廊時看到我，似乎有點不高興地嘟噥著：「我們究竟該拿你怎麼辦？」然後又快速向前走開了。周三，我根本就沒見到他。我打電話跟我的接替人講解東柏林的網路結構，我真是再也不想提到「市中心」了！
周四下午，哈維先生快步走了過來，剛一見到我就擺動手掌示意讓我跟他走，我就坐在了凱迪拉克的后座上——坐到他的身旁，我都沒有時間拿上我的大衣，二月的天氣依舊很冷，特別是我還得從車裡出來陪他走到另一間辦公室里。
他對國務院有著深仇大恨，所以他抓住每個機會在西柏林各處擴展基地職能。然而我們在領事館還是有屬於自己的堅實後盾的，因為我們大多數的員工還在那裡工作，我們大量的行政工作也得到了順利完成。他給國務院取代號為「烏克蘭」來表達對它的蔑視，「告訴我掌管軍需品採購的那個渾蛋是誰？」
「弗格森。」一個助理說。
「你去告訴弗格森繼續執行錄音指令。」
除了「烏克蘭」，我們還有很多代號，比如「市中心」、BOZO、GIBLETS、藏身房，以及英式花園外的一家我們稱之為CRUMPETS的翻譯機構，還有一個是在霍夫機場外靠近海關的倉庫里，叫作SWIVET。我和哈維還要去參觀許多子公司，以及進出口銀行的一切業務。跟著哈維長官讓我感覺很像陪著巴頓 將軍，我父親告訴過我，巴頓將軍曾開著他的吉普車在周邊巡查來鼓舞士氣。有次巴頓將軍視察一家戰地醫院，有個士兵裝病逃跑，巴頓便毫不留情地扇了他一耳光，這個士兵小聲的抱怨使得巴頓意識到士兵思想上有問題，這會影響到三軍的軍心。「巴頓有強烈的直覺，他肯定會根據直覺採取行動的。」我父親說。
哈維總是能挑出辦公室里不當的細節，或許是一台壞掉的電纜機、一台電話接線機、一位不合適的秘書，又或者是一個準備辭職的部門管理人，哈維都會看在眼裡。「我希望你可以在柏林再工作兩年，」他會這麼對部門管理人說，「我們需要你。」並會在他打算離開的時候給他放一個下午的假。他會用腳踢一踢電纜機，有時候這麼一踢，它就又重新啟動了。他會路過走廊上八個年輕人的辦公桌，停在其中一張桌子前，拿起一封剛剛發來的電報，點點頭說：「這個行動將會在幾天內升溫，要留心注意點。」然後再繼續往前走。他簡直就是上帝啊，如果上帝不是這麼膀大腰圓、眼神犀利的話！他喝水的時候就像魚兒飲水，而且幾乎都不睡覺。
我好一會兒才意識到他的善良也通常就是他的邪惡，他不是很有效率，如果不能本能地決定一件事情的話，他可能就永遠決定不了。有一天在凱迪拉克里，他對我說：「當我叫你加入我們的時候，我有份工作要給你的，但現在我已經忘了。」他盯著我，小心地眨著眼睛，然後說：「噢，對了，是KU/CLOAKROOM。」
「KU/CLOAKROOM？」
「很簡單，它困擾我很久了，我需要一個聰明的年輕人來幫我弄清楚。」他舉起手，看著滿臉困惑的我。
「讓我來告訴你吧！」他說。
第一次同他乘車我就發現，比爾·哈維先生依賴的不僅是我的手槍火力，司機在前排底座里有一把獵槍，他旁邊的保鏢手裡有把湯普森衝鋒槍。我不止一次聽說過哈維選擇把湯普森衝鋒槍是因為它的近射程。「這些是我從聯邦調查局留下的一部分。」他告訴我。現在可能是他說了太多從旁處聽來的話，哈維便按下了按鈕升起了前座後的玻璃隔離板，然後小聲低語說：「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安全問題，我準備把你放到前線去工作。」
「好極了！」我說。
「只是追蹤文件，」他說，「這個是概要，一個叫沃爾夫岡的柏林人，學生，波希米亞人，小人物一個，幾年前組織了一些街頭混混向波恩的蘇聯大使館扔了幾塊石頭，造成了電線檢修。我們懷疑從那以後沃爾夫岡被聘用為雙重間諜了。」
「被東德聘用嗎，還是被克格勃聘用？」
「可能是東德吧。我們員工名單上一半的德國佬也同時在社會服務處工作。想簡單點，沒什麼的，他們一半的德國人也是在為我們工作的，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如果你想試著去查清他們所有的故事，付出的代價要遠比信息本身的價值更大啊。」
「我知道了，先生。」我當時腦子裡想的都是過去的幾個禮拜里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他們就像昆蟲一樣，」他說，「相安無事的時期，他們到處覓食，這沒什麼看頭。但是如果一群昆蟲成群結隊地活動，你怎麼看？」
「風暴要來了嗎？」
「嗯，你說得沒錯，孩子。一場大的軍事風波就要來了，如果俄國人決心要把我們從西柏林揪出來，我們是會提前知道的，這就是小人物為大事件帶來的影響。」他往前移了移，從冰桶里拿出了一個調酒器，給自己倒了滿滿一杯馬提尼。我無法不注視他拿杯子的方式，他的手腕巧妙地避開了每一次碰撞可能引起的波動，杯子里的雞尾酒竟然沒有灑出一滴來。
「好吧，」他說，「我們和沃爾夫岡一直保持著聯繫，他也會不定期地向我們彙報，小人物嘛。我晚上總是聽過沃爾夫岡的彙報才去上床睡覺。VQ/CATHETER正是我們對安全問題反應最靈敏的部門，我甚至都不允許那裡的工作人員做任何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都是一群傻瓜。他們有時候看起來對安全問題很敏感，實則是在做過於冒險的事。如果有人熬了一夜，那肯定是在準備第二天早上要交的詳細工作報告。嗯，你可以用上官僚機構的一條規律：對於那些可能發生的不測事件，你越是擔心它發生，它越有可能發生。我們有個年輕人是個同性戀，他來找我們跟我們承認了他和一個德國佬發生了性關係，那個德國佬就叫弗朗茲。弗朗茲是個相貌平平且又瘦又黑的年輕人，這個描述便把目標鎖定在了我們四百名間諜中，包括東柏林和西柏林的間諜，以及未知的雙重間諜，我們收集了這四百人中大多數人的照片，為了讓那位懦弱的男孩子指認出來，我們需要他回來工作。他是個專家，我們不能失去他。他隨後又向我們坦白了一些，『是的，』他對我們說，『弗朗茲確實詢問了我從事的工作，當然我什麼都沒有告訴他，但是他想知道我的工作是否和VQ/CATHETER有關！然後，弗朗茲和他說這些沒事的，他有美國的官方許可，他也和美國人工作！』」
他鄭重地喝了一口馬提尼，「你最好相信，我們總是派專家做苦差事，專家也許已經審核對照了三百張照片才把目標鎖定在沃爾夫岡身上。沃爾夫岡就是弗朗茲！於是，我們仔細搜尋閱讀了他的資料，但都沒有他最近的消息。沃爾夫岡過去就是個活躍的小混混，現在我們所有的只是一些還沒付清的單據，因為他把這些賬單從漢堡寄來，而不是柏林。後來就發生了那種你總是會害怕的行政管理噩夢：我們的文件積攢得越來越快，以至於我們用完了分配的空間，所以一些『烏克蘭』的蠢貨決定向華盛頓走漏一些風聲。我們必須要做的事就是在這裡再建一座樓，這樣我們就可以理清所有的資料，但我們那點預算是無法再做這種大動作的，原本這棟樓都是跟本地人租來的。就預算來說，杯子里只有一枚硬幣的時候，你肯定不能花兩枚硬幣付房租。但航空運費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是算在空軍的預算里的，而不是歸屬於我們的。空軍根本就不在乎我們花了多少，就像億萬富翁根本就不會去數他的洗碗工臉上有幾顆痘痘。最後，許多文件沒經我同意就被『烏克蘭』那些蠢貨給寄出去了。他只知道他必須為BOZO找到新的存放文件的空間，他一定覺得他是在幫我的忙。你相信嗎？所有可能的重要資料都被空運到了文獻室就只是為了騰出點地方。」
他又喝了一口杯中的馬提尼，繼續說道：「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沃爾夫岡，那個在CATHETER的同性戀一定泄露了比他自己能記起的更多的秘密給沃爾夫岡。只是現在沃爾夫岡下落不明，他是已經死了還是隱匿在地下了？他也沒有聯繫他的案件負責人，沒有回覆任何暗號。或許沃爾夫岡攜帶著關於CATHETER的秘密潛逃至東德了？雖然希望渺茫，但我還是給華盛頓那邊發了一封電報，也許他們能找到關於沃爾夫岡的信息。可是，你看，我得到了一個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