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斯·巴特勒駕駛一輛吉普車來霍夫機場接我。我將再一次和四個隊友合住了，迪克斯就是其中一位。我們的公寓坐落在庫達姆大街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是一棟六層樓高的建築物，我們住在四樓，這座建築物是這條街上唯一的住宅樓了。在樓梯井裡，精緻的模具里裝滿了破裂的石膏像。更高的平台上是石膏板貼砌成的牆面，地上鋪設著拼花地板，這和我對柏林的第一印象出奇地相似：灰塵撲撲、沉重、半新不舊、灰暗、壓抑，還透露出幾分意料之外的淫靡。街道的每一個角落，隨時都可能有歹徒出沒，雖然街道上閃爍著霓虹燈，在我看來都充斥著墮落與邪惡。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付得起我的正常生理需求（雖然我還沒有任何經歷），這些天我意識到性的存在，它就像被密封在圓柱體里的惡魔的孩子，迫切地想要衝出來。當我從「老沙基」經過時，我有了一次特別的經歷，當我第一眼看到霍夫機場周圍擁擠不堪的街道時，我就莫名地產生了性衝動，這裡的空氣和建築好像散發著一股催情的氣息。從窗口望出去的西柏林全景就彷彿是戰時被轟炸的城市新聞影片，這些建築物有的還在修復或拆除過程中，有的幾乎被炸毀了一半。公告板、推土機、起重機、卡車和軍用車隨處可見。此情此景看起來哪裡像戰後十年啊，根本就像是戰爭才剛剛結束。
我們一路開著車前進，迪克斯·巴特勒一直在東拉西扯。「我很喜歡這兒，」他說，「西柏林人思維特別活躍，紐約人跟他們比起來，根本啥都不是！有一天我在公園的長椅上看德國報紙，一個穿著細條紋西裝的傢伙正坐在我對面。他用準確的英語對我說：『看到那裡的警察了嗎？』我循聲望去，是有一個大塊頭的德國警察。『我看到了，』我說，『怎麼了，老兄？』這個陌生人答道：『我敢打賭這個警察解手的時候就跟大象一樣！』然後他又重新看起了手中的報紙。哈伯德，這就是柏林，人們能告訴你警察是怎麼下蹲的。和他們相比，我們就是在馬屎蛋兒里啄蟲子的菜鳥！他們之前都是納粹啊，蓋倫少將就是其中之一，他為西德人負責德國聯邦調查局的事項，過去他還受過我們的資助呢。」
「是的，」我說，「我知道。」不就是十年前，我父親在二十一餐廳吃午飯時提及的那位戰後與美國軍事情報局簽訂工作合同的德國將軍嗎？「嗯，我聽說過他。」我說。
「他還把自己工作合同的事告訴了曾與他在俄國前線一同工作的所有前納粹分子，」迪克斯·巴特勒說，「這幫傢伙中有很多人想抓住這個機會在戰後德國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畢竟現在人力缺口很大啊。你家裡任何在東區的人都能給你提供可靠的信息。不過也無所謂，分析一下社會服務區，你會發現東德共產主義者是位於最高層的，納粹秘密警察則在最底層。朋友，其實這都是一派胡言，現在我不就正在享受著自己的生活嘛！」
迪克斯·巴特勒隻字未提我的具體工作是什麼，我只好一點一點地自己探索。在我剛到柏林的那幾天里，我整天忙於為我的工作作資格認證，假名為VQ/STARTER。我有大量的時間待在這座曾經一派華麗現在卻空洞無比的公寓里，這些傢具讓我覺得壓抑。我的床上鋪著一張極厚的床墊，摸起來就像地窖的地板一樣潮濕。枕頭硬得像一根木頭，這也讓我明白了為什麼普魯士人的脖子看起來都很僵硬。
我具體的工作任務最終證實了，有點像辦事員，我都不知道怎麼去描述。我在國防部有一張自己的辦公桌，只要求一天露一次面，確保是否有需要行政處理的文件因為出現差錯沒有到達我手裡。這個地方雖然狹小，但不像華盛頓的辦公室那麼擁擠，有足夠寬敞的空間容納我那相對寬大的辦公桌。不久之後，他們開始擅自佔用我的空間，然後到了第二周，不僅是我的抽屜，就連桌面都被他們佔用了。儘管提前被警告過，中央情報局的人來這裡的國務院辦公室或國防部辦公室工作會引發不滿，但我仍然對這樣令人惱火的行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在第二周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決定清理我辦公桌上所有未經許可放置的文件了，趁著他們出去吃午飯的時候把它們統統丟進我放在通道里的紙板箱內。當我回來的時候，房間里居然是一片肅靜。
那天下午，一個三人委員會來找我，就目前的情況同我開了二十分鐘的短會，然後我們達成一致意見，將我的辦公桌劃分成不同的區域。
我們這個協議可能比其他解決方式的效果好，但這間辦公室里的人和我相處起來卻沒有那麼融洽了，不過這也無關緊要。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工作場所，能夠讓別人通過電話或郵件聯繫到我就行了。
我更多的工作時間是在「市中心」，一間圍著一圈帶倒刺的電線防護欄的小屋裡，這只是情報局眾多辦公室中的一間。其他辦公室分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其中包括比爾·哈維長官的家裡。他的家是一座水泥房子，外有重兵守衛，沙袋和柵欄一樣不少，配備的機關槍的火力能覆蓋附近的幾條街。這地方就是個堡壘，如果俄國人從東柏林殺過來，這座小小的堡壘也能堅持防守好幾個小時。
我在「市中心」辦公室的第一周是在電話旁邊度過的，我期望著從看門人、酒吧老闆、服務員領班和高級賓館服務員那裡獲取監控報告。剛開始時，還沒有同事幫助我快速適應工作，但沒過多久我就認識了很多同事，並開始了真正的間諜工作，那段時間還是很有意思的。布里斯托爾、凱賓斯基或者艾姆卓酒店的看門人會告訴我他們掌握的信息，我要求他監視了四個人，卡爾·茨威格就是其中一個，他告訴我卡爾·茨威格從他的賓士車裡出來去了二三二房間。當我下午再次給這個看門人打電話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了二三二房間住客的名字，這太刺激了！我感覺自己也變成冷戰中的一分子了！
在那幾天，每天我都要依據名單挨個給領班或看門人打兩次電話詢問各種信息，時間一長，我的熱情逐漸開始冷卻，也沒了興趣去猜測卡爾·茨威格、戈特弗里德、貢特爾或者約翰娜到底是東德人還是西德人，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如果服務生無意中聽到重要的對話，我就必須發簡報到相關部門，他們就會派另一個比我有經驗的情報員去詢問服務生，我甚至不知道這樣的詢問是該邊喝酒邊進行呢，還是該去藏身房。我聽說迪克斯·巴特勒就是做這種工作的人。那時候，我的新願望就是掛掉所有的電話，走出這間房子，做個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路人。
我與電話相伴了十天，忽然一個電話通知我去VQ/GIBLETS向FLORENCE作報告。當時我已經耳聞VQ/GIBLETS多次了，知道它就是比爾·哈維的住所（一座水泥房子）。我的同事打電話告訴我說，哈維把他這座防衛森嚴的房子想成小型的直布羅陀，FLORENCE就是「C.G.」——這是哈維新妻子的名字：Clara Grace Follich。
「這是什麼意思啊？」我問。
「呃，你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啊，」他說，「C.G.遲早會對基地的新面孔做出行動的，你等著看吧。」
我很快就全面了解了這些事情，C.G.曾是美國婦女軍團的一名少校和特魯司哥特上將的行政助理。她如今嫁人了，也算半隱退了，目前只負責維護和打理藏身房。那天做完報告後我和她一起去柏林，我們坐的是一輛低調的廂式貨車，車身沒有任何顯著的標誌或旗幟。我帶著毛巾、床單、衛生紙和清潔劑，加上啤酒、紅酒、麵包、香腸、雪茄和成箱的香煙，我把這些東西統統搬上樓，從老電梯哐啷哐啷直響的門裡進進出出好幾趟，我拿出弄髒的毛巾和床單（把剩餘的食物、垃圾和空瓶留給女僕）。在眾多房間中有七間是藏身房，其中三間既嶄新又整潔，剩下那四間跟我父親帶我去的華盛頓那間藏身屋一樣破舊不堪。
C.G.是一個不太多說話的女人，但你不會懷疑她的腦子是否在運轉，她很擅長將每間藏身屋裡的東西列出清單來。我還注意到，她在進門前總會先與眾不同地敲敲門，大概是為了提醒裡面可能正在盤問間諜的情報官員。然而，她的敲門聲基本上都沒有回應。儘管七間藏身屋都空空如也，她依然一一敲門檢查。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當我們歇下來的時候她說，「很多藏身房都是空置的。」
「嗯，是的。」
「當我們需要它們的時候，我們就真的很需要。」
「是的。」
「哈伯德，你今天沒有看到任何服務生吧？」
「嗯，沒有。」
「如果你看到了，你就會發現他們不是一群年輕人，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呃，如果我們的人必須要藏身幾天的話，遇上年輕的女服務生，他可能就會與這些女服務生展開戀愛關係。」
「能說詳細點嗎？」
「呃，好吧。假設有一個克格勃的間諜，是個訓練有素的調情高手，他可以騙過這些女服務員，從而獲取進入藏身房的機會。」
「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