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殺人不眨眼，把人都關進毒氣室里加以滅絕，這在當時的一九零零年顯然還不是活躍在他心裡的渴望。因此，假如我說一個如一九四五年這樣的年份，顯然跟埃德蒙死後的幾個月沒有直接聯繫。在那些年裡，我完全是在大師的指引下工作，因此，我所做的事只限於強化一些早年的意識，即他將遲早會成為死神的高級代表。這一意識讓他相信他自己的結局是與別人完全不同的。當然，將來的規模大小等具體情況我還沒有真正的期望。假如路易基·魯切尼年輕的時候也是我的對象，我也會對他採用同樣的手法。
然而，我覺得非常有趣，希特勒在接近他生命最後幾個月的時候，居然希望自己能夠火化。他生命最無價值的方面始終是他的身體，但是到了他生命的後期，他的靈魂——完全不是按照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比他的軀殼更骯髒。當然，同樣正確的是，當一個人成了掌握殺戮人民群眾大權的死神監工時，他同樣也極其需要一個非常堅硬的外殼來保護自我，以對抗威脅他靈魂的內心恐怖。大多數成功地當上了一個國家戰時領導人的政治家通常已經上升到了這樣的顯赫地位。他們自身都已經具備了不因另一方的人員傷亡之慘重而失眠的能力。他們現在已經擁有造成心理麻木的最強大的社會發動機——愛國主義！它依然是引導人民群眾最可靠的工具，儘管它還會被啟示宗教取而代之。我們喜歡基要主義者，他們的信念給予我們最終形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極大希望。
假如這些純屬個人結論，那麼我也要提醒讀者，大師討厭他的下屬大發宏論。他把這些高談闊論看作是「你們的幻想」。他提醒我們要回到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情上去。
我覺得希特勒最終會厭倦，也不想與別人講什麼愛國主義了。在一九四四年，他人生最糟糕的時期之一，戰爭又進行得非常不順利，元首躲在東普魯士的地堡——Wolfsze 里，在午餐桌上跟他的秘書們講他過去的故事，想藉此放鬆一下情緒。他會講述他的父親在許多個夜晚將他痛打的事。但是，正如他對秘書所說，他很勇敢，是的，就像遭受拷打的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勇敢。他遭受痛打的時候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女秘書們聽著他這些英雄主義的故事入了神。那個時候阿道夫比他的實際年齡——五十五歲——老多了，他很願意享受這老年的優越性。他非常高興地接受女人們表現出來的仰慕之情，而他也不擔心他是否要考慮與她們交媾。他的性活力與阿洛伊斯截然不同，從來沒有促使他去尋歡作樂或者招來私通的危險。（阿道夫很害怕會出現尷尬，我們也千方百計維持現狀。）一個世俗的伴侶於我們的目標沒有絲毫必要。
當然，他跟秘書們說的故事是無恥的誇張，有時候他甚至會說他父親掄起手來打了他二百下屁股。一九三零年末，有一回他與漢斯·弗蘭克交談的時候說，「我十歲十二歲的時候，晚上很晚了還得跑到冒著臭氣和煙霧的酒吧里去。我根本不想給我爸爸一點面子。我徑直朝他坐的桌子走過去，他還傻乎乎地望著我，我推推他。『爸爸，』我說，『你該回家了。現在就起來走。』往往我不得不等上一刻鐘，甚至還要長的時間，求他、罵他，他才站起來。然後我就扶著他回家。我真是羞愧難當。漢斯·弗蘭克，我對你說，我知道酗酒會是個多麼壞的習慣。就因為我的父親，我的青年時代都被他毀了。」真的，這故事編得頭頭是道，弗蘭克先生甚至在紐倫堡審判期間還把這個故事又說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