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實際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張，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個剛能沾點邊的親戚。
姑夫家的村子離我們村十幾里路，同在大馬河川。川里一條簡易公路從縣城一直通到川掌。我們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邊上。
小時候，我常跟媽媽到姑夫家走親戚。不過，那時可沒有公路，我們是沿著大馬河邊那條凹凸不平的石頭小路去張家堡的。
那時，我就認識了張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們中間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當時，我記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爛爛的黃軍裝，腰裡束一根舊皮帶，皮帶的斷裂處用麻繩綴著，他個子高大，雖然年輕，串臉胡已經初具規模。那時鄉里人大都是光頭，為了涼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髮。但五叔卻別具一格，像城裡人那樣留著分頭，不過平時都被塵土銹得像骯髒的氈片一樣；只是趕集上會，才到河裡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對著鏡子細心地把頭髮一分為二，中間就亮出一條白縫來。
五叔力氣很大，愛說愛笑愛唱，還愛撥弄個樂器什麼的。在地里，在莊稼場上，常和人比賽摔跤，村裡幾乎沒有他的對手。
我聽姑夫家村裡的人說，五叔當過兵，只因為部隊要調到南方去，他聽傳說那裡天氣熱得要命，那裡的人說話也和外國人一樣難聽，所以就打報告複員回家來了。據說他要是不回來，怕早已升成了軍官。五叔不識字，但聽說在軍隊上已經入了黨，光這一點就不能不使人對他肅然起敬。那時候，農村的黨員大部分都是些老漢，像他這麼年輕就「在黨」，真不簡單！
五叔出山勞動，常把一根梅笛別在腰裡的那根爛皮帶上，休息時就吹上幾聲。有時背上背東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領裡面，像個什麼標誌似的。
一般來說，農村像他這種人，往往逛了幾天門外，有點見識，就不太愛勞動，吹拉彈唱，游東逛西，夜裡說不定翻牆撥門，鑽到了別人家媳婦的被窩裡。
可五叔沒有這些毛病。他愛勞動，也愛給村裡的人幫忙幹活。逢個集體事，他總是跑前跑後為大夥張羅，因此村裡人都喜歡他。也許正因為這些原丙，後來大家才擁戴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
小時候，每次到姑夫家，我總愛跟五叔廝混在一起。那時候，五叔還沒有成家，光棍一條，因此他對孩子們的態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樣傲慢。我有時跟他去種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許多次吃過他從懸崖上為我摘來的木瓜。我記得我們還一同合夥偷過鄰村一位老頭的西瓜。我們在月光照耀下的一個河槽里吃完偷來的西瓜後，五叔突然內疢地說不該白吃人家的東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錢，但看來沒帶錢，就引著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幾穗嫩玉米，又轉回到鄰村老頭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幾棵瓜蔓下。這件事一直長久地保持在我的記憶里。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當傍晚我們回到家裡的時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愛的土三弦，坐在他門前一堆爛柴爛草中間，叮叮咣咣地彈個不停，一直彈到太陽落在西面我們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後。每當這時，我就和他餵養的那條老黃狗一同卧在他身邊，靜悄悄地聽他那醉心的彈撥聲……
時光與童年的生活一起飛快地流逝了。離開那時光到現在轉眼就是三十年。小時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經逐漸被日後紛繁雜亂的生活經歷所模糊了。
以後我長成大人，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又分在省報當記者。由於我採訪工業部門，常在城裡轉，加之成了家，回故鄉的次數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親戚。至於張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聽父親說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書記，不過我很多年也再沒見他的面；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屬於那已經被淡忘了的一個早遠年間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幾年裡，由於種種原因，我卻有機會好幾回和我早遠年間的這個熟人相遇。幾次相遇，都可以說非同一般，而五叔的變化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現在就讓我把這幾次和五叔相遇的情況，不按先後順序記錄在下面。這些東西也許太平淡了，構不成什麼小說，但我總覺得裡邊還是有些意思的。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裡為報紙趕寫一篇報道。
大約是早晨九點鐘，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進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只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
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只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制服和手裡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裡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
「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志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志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沖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子上，端著那杯茶，也不喝。
「你來省里有什麼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夥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裡被拘留了。我來看他。」
「什麼？」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麼？」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
「現在在哪裡？」
「新城區公安局。」
「你見他沒有？」.
「沒……走時我媽吩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蒙蒙的窗玻璃，望著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麼。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裡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麼認為。這些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幹部也都來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裡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里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裡變成他們在省里辦公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面並不開竅，只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麼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
「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裡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裡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夥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面臨那老一套了，趕忙先發制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面，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麼！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鍊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里，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夥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鏈。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子和沒有剝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乾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乾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只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牆角里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