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帶著他弟弟妹妹們，來到我家看望我，他們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經採訪報道過的五個孤兒。他們的來到很使我高興，也勾起我的許多回憶、思緒。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區的一個工人家庭里，五個兄妹由於父母相繼病逝，成了孤兒。那時最大的才有十五歲，最小的才三歲。街道辦事處即刻擔起了撫養孤兒的責任，他們鄭重地委託孩子同院的大嬸大媽和學校里的老師，負責照顧他們的日常學習和生活，一切費用全由國家供給。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報紙先後報道了這個消息之後，來自全國的書信、包裹、匯款單……像雪片一樣飛向北京這五個孤兒的住處；還有更多的人，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以及少先隊員去到他們家裡，幫助他們學習，做家務等等……當時，我得到了這個消息，便去訪問了北京崇文區的街道辦事處、服務站，以及這五個孩子居住、工作和學習的大院、工廠、學校和幼兒園。我見到了照顧孩子們生活和學習的人們，我也看到了每一個孩子。在服務站里服務站的站長陳玉珍笑著對我說：「那天，我開會回來就聽站里的人們正在熱烈地議論著收的幾件棉衣活，說這幾件棉衣是五個沒有了父母的孩子們的，是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的幹部田邁琴給買的布，和孤兒們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帶來，讓我們給趕製的。一提起孤兒，我們各人心裡都有自己的感觸，舊社會裡孤兒的悲慘情況，都跑到眼前來了。黨和政府對他們這樣關心，辦事處和街道上的人們這樣幫忙，我們還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嗎？於是我們幾個人裁的裁，縫的縫，忙了一夜。
「自從替那幾個孩子做了棉衣以後，我心裡總是放不下他們。春節前幾天，我就跑到他們家裡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該拆該補的衣服回來，我心裡想，春節里要讓孩子們穿得光鮮整潔，可是春節前站里的活也特別忙，我又拿回這些不算工錢的活來，一時做得了嗎？
等我回到站，告訴大家這是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大家一聽，二話沒有，就都忙起來，一個人洗，五個人補，很快地就給做完送去了……」街道幹部街道辦事處幹部田邁琴，是一位高個子，長方臉，雙目有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他告訴我，「崇文區一直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這裡住的是拉車的、修鞋的、揀破爛的貧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個孤兒的父親周永壽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揀破爛，夜裡就擺攤賣破爛，生活苦得很。解放後，他加入了廢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資，生活安定下來了。五九年他又被調到一家煤廠當了送煤工，孩子的母親參加了街道上辦的紙匣廠，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
周同山底下的四個弟妹，都是解放後生的。這對勤勞的夫婦剛剛嘗到快樂家庭的甜味，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親因患膽囊炎，六二年周永壽自己也因高血壓病，先後去世了。突然成了孤兒的五個孩子，就像天塌下來似的，悲痛而驚惶！他們無主地哭著喊著，感到世界上最悲慘的境遇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這時，街坊們都圍上來了，勸慰這個，撫抱那個。周永壽做工的那個煤廠的韓廠長來了，送來了人民幣五百元的安葬費和撫助費，他一面料理著葬事，一面委託辦事處的同志經常照顧這幾個孩子。
「在辦事處的會議上，我們決定除了不收房租水電費之外，還由國家給孩子們免費上學，醫藥費、文具也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給他們生活費。我還同他們同院的田淑英和其他的街坊們商議，怎樣幫助孩子們安排生活。
「十五歲的周同山那時還在中學上學，他突然負起一家的生活擔子，感到手忙腳亂。他認為照顧弟妹的擔子重，不如退學去工作。我就勸他：你已經讀到初中二年，丟下多麼可惜。你的父母當初想讀書還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條件這樣好，不好好念下去，將來後悔起來也就晚了。這樣，他才打消了退學的念頭。初中畢業後，他考上了變電站當工人，分配到一個東郊的工廠，後來大家認為東郊離他家太遠，往返不便，就設法把他調到城裡的另一個工廠，還派給他一位勞動模範師傅。他現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們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勁。最小的弟弟同義，也送進附近的東廳幼兒園，周末才回來。可是也有接不回來的時候，因為幼兒園裡的別的孩子的父母，來接自己孩子的時候，常常把小同義也接走了。
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廠里的醫務人員王桂蘭，把同義和她的孩子一塊兒接回家。她給同義洗澡、理髮、洗衣服，包餃子給他吃，到時候又把他們一起送回幼兒園去。」田大嬸和這五個孩子住同院的田淑英大嬸，與孩子們的父母周永壽夫婦有過二十多年的交情，她對我講述周永壽一家解放前後的變化：
「周永壽是個苦孩子，從十幾歲就揀破爛，那時是上頓顧不了下頓。周同山上面一個姐姐，下面一個妹妹，都是因為出疹子，吃不起葯，轉成肺炎死的。我常對孩子們說，舊社會那種苦，你們可真是沒法想，連你父母從前的苦境，你們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別的了。我們這院里從前有個老頭子，單身一人，一天早起，我們發現他爬在門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閣里來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裡。你們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同情心嗎？那時候這裡是個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顧不了，還顧得上別人嗎？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們兄妹五個，現在已經不知都到哪裡去了！」她談到周同山開始不會安排生活，把錢花在亂買東西上，她對同山說：「你是大哥，特別要學好，你想想你父母受過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這社會裡多麼幸福，沒了父母也不算孤兒。現在你做什麼事、花什麼錢，都得先好好想一想。」她說：「那個小同來，又聰明，又淘氣，常和街上的小朋友們吵架，學習也不專心，我也是看了就說，也有把他們說哭了的時候。可是過了一會他們又來了，說，『大嬸，您別生氣，您的話句句對，我們一定聽。』要說這幾個孩子，倒是真不錯，肯學，小同慶已經學會發麵做飯，小同來慢慢地也會幫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會自己補衣服縫襪子了。」
到處有親人我們來到了五個孩子的住家，一間座北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進溫暖的陽光。床上被褥整潔，牆上掛了相片和年畫，桌上堆著書。
平常很活潑淘氣的小同來，這時反而靦腆了。熱情的小同賀，卻一直緊緊地拉著我們的手，讓我們看了許多他們收到的贈品，還堅決地要留我們吃飯。當她知道留不住我們的時候，還戀戀不捨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們送到門口，笑著喊著地招手，請我們常來！
我第一次看見周同山，是在他工廠的會客室里。這個笑嘻嘻的小青年，對我情不自禁地感謝坐在我們旁邊的工廠黨委楊同志，說他是怎樣地關懷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的一切。他又講到和他一起學習的團小組的同志，怎樣地常到他家來幫助他做些家務事。他尤其喜歡比他才大十歲的孫全德師傅，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的關係特好！」
同慶的老師，文昌宮小學五年級班主任張少華，是從同慶的母親死後，就對她特別關懷的。因為小同慶要照顧生病的父親，張老師就特別安排她在第四節課時，可以回家照料父親吃飯。老師還安排一個很好的學習小組，到她家裡幫助她學習，買菜，做飯。
小同來的老師崔承京同志，他是一位特別細心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一課語文《一個孤兒的回憶》的時候，事先把同來叫到一邊，告訴他新舊社會裡的孤兒是如何地不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孤兒和有父母的兒童們會同樣地欣欣成長，他又教育同來的同學們，要加倍地幫助愛護同來。有一次班上開聯歡會，一個小同學把分到的一個蘋果留著不吃，悄悄地塞到同來的懷裡。同來是個愛動的孩子，上課時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業也比較馬虎，在這一點上，崔老師對他要求得特別嚴格，也告誡他不要糟踏書籍和本子，說國家的一分錢，都是人民勞動得來的，不能隨便浪費。
二十歲的青年教師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賀的老師，她怕小同賀回家去做不好功課，就每天放學後把同賀留在校里自習，晚上送她回家。天氣冷了她不忘記給小同賀買口罩，買潤面油。看門的老校工，每天從進門的孩子當中，留心著看小同賀是否來到了，他一天沒有看到她，就像心裡添了一塊病。
小同義的笑臉上，還比哥哥姐姐多一對酒窩。當東廳幼兒園的老師，輕輕地掀起被頭，把正在休息的同義的小臉露出來給我們看的時候，他睜起一雙大大的眼睛，向著我們笑。
幼兒園的老師們把照管小同義的負擔，從兄姐的肩上接了過來，這是一個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負擔啊！他們成長起來了這些感受，我都寫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雜誌上發表的《咱們的五個孩子》這篇報道里了，在這幾年中我又訪問了他們好幾次，他們也都來看過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彙報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情況。過不多久，毛主席就讓中央辦公廳回信，勉勵他們珍惜幸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