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的下午，我去參加了杜仁懿老師的追悼會。從八寶山歸來，我感到這一次從八寶山歸來，心情很異樣——西射的太陽照在我背上，感到暖烘烘的，從車窗外掠過的初秋景物中，我似乎聞到了春天的氣息！
這幾年來，我到八寶山參加追悼會的次數，漸漸頻繁了。
雖然每次在歸來的路上，心情都不相同，有時悲憤，有時悲痛，但我總是由默然而轉成消沉，從未有過像這次這樣的興奮的感覺！
我和杜仁懿老師，曾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聯絡委員會裡一同工作過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接觸之中，我十分欽佩她對聯絡工作的認真負責的態度。我還記得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我們曾在北海公園的慶霄樓，給她開過任教四十年的紀念會。
「文化大革命」後的十幾年中，我們沒有通過消息，杜老師的音容，在我腦中漸漸地模糊了。當杜老師治喪小組給我送來通知的時候，我似乎感到突然。
我進到了追悼會的禮堂，看到了杜老師的遺像，十幾年前杜老師的謙虛和藹的聲音笑貌，又湧現到了我的眼前，我漸漸地感到難過……當那位致悼詞的工人廠長——杜老師在小學任教時的學生——讀著他的那篇充滿誠摯熱烈感情的悼詞，因為心情激動而聲音含咽的時候，我忽然憶起了我自己的許多老師，和我自己的許多學生，眼淚湧上了我的眼角。
我低頭跟著捧著骨灰匣的杜老師的家屬，和大家一同走出禮堂。在轉過身來的一剎那，我覺得有一團團的紅光，在我眼前照耀！我抬起頭來，原來在禮堂里左排前面，整整齊齊地站立著幾排穿著白衫藍褲，胸前帶著紅領巾的小學生。這一團團強烈的紅光，就是從他們胸前照射出來的。我如雨的感激興奮的眼淚，含忍不住地滾了下來！
感謝黨中央，一舉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解放了成千上萬的教育工作者，也解放了成萬上億的青少年。我們這些人能和這些胸前閃著紅光的青少年，一同來參加杜老師的追悼會，就是在「四人幫」粉碎了以後才能辦到的事！
五天以後，也就是在九月六日的《北京日報》上，我又看到了一篇悼念杜老師的文章，上面詳細地敘述了杜老師的幾十年來「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優異成績。文章說：她經常激動地對人們說，「每當聽到人們叫我『杜老師』的時候，我總感到高興，感到驕傲，我愛這個光榮的稱號。」「我們的工人、農民、解放軍、科學家、工程師……哪個不是從小學開始受教育的？我們就像為高樓大廈安放基石。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是偉大的，國家和人民把這一任務交給我們，是對我們無限的信任。」文章最後還提到杜老師在重病時期，聽了黨的十一大召開的喜訊時，精神無比振奮，強忍著病痛的折磨，連聲說道：「好！好！我很高興……」「從此教師大有作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從這短短的幾句話里，我彷彿聽到了杜老師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在教育園地里「萬花紛謝」，教學講台上「萬馬齊喑」的情況下，「痛感教師沒有作為」，「教育沒有希望」的血淚控訴！但是就在這時期內，我們民主促進會就沒有開過聯絡委員會，我沒有機會見到杜老師，不能聽到杜老師的更具體更痛切的感受，我是多麼遺憾呵！
我正在凝思，一位年輕的教師，敲門進來了。她是我的一個「小朋友」，一個十分嚴肅而又十分活潑的青年。她常到我這裡來借書、看書，也常和我縱談她工作的情況。近幾年來，她忽然沉默了，每次都是匆匆地看了書就走。這一天，我看見她來了，就拉她坐在我身邊，把《北京日報》上的這篇文章，遞給她看，也對她講了我的感想。她靜靜地聽我講完，緊緊地拉住我的手，說：「您現在聽不到杜仁懿老師的話了，但是您還可以聽聽我們幾十萬個教師的話呵！當然我和杜老師的感受，還有不同的地方。她是從舊社會的黑暗深淵中解放出來的，在新社會，她聽到人們尊她為『人民教師』，她感到光榮和驕傲。我們這一代呢？
就說我自己吧，解放那一年，我才五歲。在小學時代，人們把我們當做『祖國的花朵』，在中學時代，人們把我們看做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沒想到當我們走上了光榮的『人民教師』
的崗位，立誓『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像杜老師那樣，為培養革命接班人而付出全部心血的時候，從『四人幫』的黑手裡，一頂頂比磨盤還重的帽子，向著我們壓來！什麼『蛀蟲』、什麼『蒼蠅』、什麼『修正主義苗子』；他們說，我們是在辛辛苦苦地『挖社會主義的牆角』，是在精心培養『修正主義的精神貴族』。最後呢，他們說『打修正主義的靶子，子彈要穿過教師的身體』！……」說到這裡，她聲音顫抖了，她掏出手絹來，卻來擦我腮邊的眼淚，輕輕地扶著我的肩膀說：「對不起，我太氣憤了，未免說得激動一些。那時我們學校里雖然也有少數受到『四人幫』教唆慫恿的學生，認為『反教師就是反潮流』，處處和我們為難、搗亂，但是我們並沒有灰心喪志！因為我們知道他們都是很好的幼苗，他們正在被摧殘、被腐蝕。作為一個忠誠的園丁，我們這些披枷帶鎖的、被一顆顆毒彈穿透的身體，還是屹立不倒，凜然地死守住這塊園地。我們的手腳雖然是被一根根的黑繩捆住了，我們的忠誠的眼睛，還是充滿熱愛地盯著這一片枯萎憔悴的幼苗！」說到這裡，她爽朗地笑了起來，接著又說：「我們並沒有感到寂寞，我們並不是孤單地站在苗圃旁邊呵！有多少學生家長，特別是工人、農民的家長，誠摯地跑來對我們說：『老師，不管他們怎麼說，對我們的孩子，您還是要好好地管、好好地教呵！我們自己就是吃了沒有文化的虧，弄得現在我們想大幹社會主義也干不好。您可千萬不要辜負了我們的委託呵！』還有我們的大多數學生，也總是在課外跑到我們家裡，來安慰我們，求我們輔導他們的學習。多麼可愛的孩子呵！為著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我們就堅決地咬著牙幹下去……現在可好了！也就是杜老師所說的『從此，教師大有作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您放心，黨勝利了，無產階級勝利了，人民勝利了。有黨的領導，有人民的支持，我們一定會而且一定要信心百倍、勇往直前地幹下去……」
我有什麼不放心呢？像她這樣的老師——杜老師的接班人，還有千千萬萬。他們的枷鎖打開了，精神煥發了，已在動手捉蟲、除草、澆灌、施肥了。眼看這一片園地就要呈現出一片燦爛的春光！
窗外還是初秋景色……我憑窗望著這位年輕老師勇健地走去的背影，我心裡暖烘烘地，我聞到了漫山遍野的春天氣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追記。
（本篇最初發表於《北京文藝》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後收入《晚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