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報》上，有一段很動人的報道，題目是《他們雖然失去了父母》，說的是北京崇文區東唐洗泊街五號，周同山、同慶、同來、同賀、同義五個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後，如何地受到黨和政府以及周圍一切人們的慈愛和關懷的故事。這個報道出來，全北京轟動了。五個孤兒的門檻，幾乎被更多的、要在他們身上盡上一份心的人們踏破了！緊接著，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又登了一段《孤兒不孤》的報道和一段《編後感》。隨著《人民日報》的全國飛速的投遞，全國也轟動了。來自全國的郵件：書信、包裹、匯款單，像雪片一樣飛向北京東唐洗泊街五個孤兒的住處。這些信件和贈品，有從新疆高原來的，有從福建前線來的，有從陝西、甘肅、吉林、江西、廣東……來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戰士，有的是幹部……更多的是和孤兒們年紀不相上下的少年兒童。
這些信，每封都充滿了鼓勵安慰，充滿了熱情與愛。每一封大人寫的信，都有一段自己過去的痛苦的歷史，而大人和兒童的許許多多的信里，又同樣地對今天的社會主義祖國，對我們自己的黨和政府，有著淪肌浹髓的感激和愛戴。這些信件，這些贈品，這些登門造訪伸出熱情幫助之手的群眾，使得這幾個孤兒，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渦里一般，驚喜得眼花繚亂。怪不得當我們約他們星期天來玩的時候，他們笑嘻嘻的臉上，顯出怪難為情的樣子，說：「我們星期天更是走不開的。有許多叔叔阿姨來看我們，還有許多小朋友來幫助我們學習，搞家務，此外，還有許多來信我們要回覆呢！」
像《孤兒不孤》這樣的事，在解放以後，本來不是太稀奇的。在我們的新社會裡，這種助人為樂的新風尚，可以說是天天在發生，處處在發生。北京東唐洗泊街的五個孤兒為什麼一時成了全國關懷的中心？那是因為這件事在北京和全國性的報紙上登載了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我們廣大勞動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難的過去，現在憶苦思甜，在感激黨、感謝毛主席、感謝政府的激動心情之下，都想在這幾個孤兒身上，盡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總在想，我們新社會裡的許許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開的花園。人們走進園來，目不暇給地看到一大片的紛華絢爛，只在其中有兩個人在某一種花卉旁邊停留下來，驚奇地讚賞的時候，四周才圍上一大群人來仔細地觀看評論，又把這種花卉的特點宣傳開去，此後它便成了廣大群眾注意的中心。《孤兒不孤》這朵花，也是由兩位《北京晚報》的記者首先發現的。他們從一篇表揚北京磁器口服務站長陳玉珍助人為樂的來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問底，就會牽引出許許多多的好人好事來。我們這個嶄新的社會，是一個多麼豐富多寶的礦藏呵！
我們就從「礦苗」拜訪起，見到了磁器口服務站長陳玉珍。
這位滿面春風的中年婦女，在百忙中接見了我們。她一面讓我們坐下，一面笑說，「這本來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話還得從頭說起。街道積極分子田淑英帶那五個孩子來做棉衣的時候，我不在站里，開區人民代表大會去了，是管裁剪的劉大媽接的活。回來聽我們站里的人們正在熱烈地議論，說這幾件棉衣是五個沒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的幹部田邁琴給買的布，和孤兒們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帶來，讓我們給趕的。一提起孤兒，我們各人心裡都有自己的感觸，舊社會裡孤兒的悲慘情況，都跑到眼前來了。黨和政府對他們這樣關心，辦事處和街道上人們都這樣幫忙，我們還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嗎？於是我們幾個人裁的裁，縫的縫，忙了一夜。為了省下幾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給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們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雲她們，說是有了棉衣還應當有棉鞋才好，她們又給孩子們拿來了幾雙棉鞋。孩子們來取衣服的時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還有剩下的布，都高興得了不得。這件事做過去也就忘了。不想我們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聽到他嫂子回家來提起這件事，他覺得我和我們站里的人們都挺積極地為人民服務，他就寫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報》去，過不幾天，《北京晚報》的記者就來調查訪問了。
「自從替那幾個孩子做了棉衣以後，我心裡總是放不下他們。春節頭幾天，我就跑到他們家裡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該拆該補的衣服回來。我心裡想，雖然在春節里要孩子們穿得光鮮整潔，可是春節前站里的活也特別忙，我又拿回這些不算工錢的活來，一時做得了嗎？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問，這是哪家的這許多活呀？我一面打開包袱，一面說：
『是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大家一聽，二話沒說，就又都忙起來，一個人洗，九個人補，很快地就給做完送去了……」
自從我離開這個服務站，手心裡一直存留著陳玉珍有力的把握的餘熱，耳中一直響著她口裡的、親熱負責的「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堅強清朗的聲音。這聲音給我以無限的鼓勵和力量。
在我見到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幹部田邁琴之先，從我聽到的這位同志辦事的周到細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聯想，就總以為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進來和我們握手的，是一位高個子，長方臉，雙目有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
這位年青精幹的幹部款款地告訴我們，這個辦事處底下有三十個居民委員會，經管的是這一地區居民的衛生福利事業。這些戶里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後，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這一區里孤兒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個居民委員會，就有一千四百多戶。這時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區以外，還有其他區的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在全國各處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員會的組織，這些春筍一般的居民委員會，照顧關懷了多少孤兒，多少老、弱、病、殘呵！自從中國一解放，黨的陽光就是這樣地普照大地了。我們廣大人民，都是春暉下的寸草。現在我徹底真正地領會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含義了……我的思想開了小差，看到對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視著我的時候，我趕忙笑著點頭請他說下去。他說：「崇文區一直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這裡住的是拉車的、修鞋的、揀破爛的貧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個孤兒的父親周永壽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揀破爛，夜裡就擺『鬼市』攤賣破爛，生活苦得很。解放後，他加入了廢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資，生活安定下來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調到一家煤廠當了送煤工，孩子的母親參加街道上辦的紙匣廠，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周同山底下的四個弟妹，都是解放後生的。
這對勤勞的夫婦剛剛嘗到快樂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親就因患膽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壽自己也因血壓病，先後去世了。在順利快樂的環境中，突然成了孤兒的五個孩子，就像天塌下來似地，悲痛而驚惶！那時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歲，最小的弟弟同義才三歲。他們無主地哭著喊著，感到世界上最悲慘的境遇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這時，街坊們都圍上來了，勸慰這個，撫抱那個。周永壽做工的那個煤廠的韓廠長來了，送來了五百元的安葬費和撫助費，他一面料理著葬事，一面給辦事處打了電話，委託我們經常照顧這幾個孩子，才放心地回廠去。
「我接到電話跑來的時候，孩子們已在街坊的愛撫之中了。在辦事處的會議上，我們決定除了不收房租水電費之外，還由國家給孩子免費上學，醫藥費、文具也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給他們生活費。我同他們同院的田淑英還有其他的街坊們商議，怎樣幫助孩子們安排生活。」說到這裡，他的眼角上露出一絲忍不住的笑意，「這些一直在父母照顧下的一群孩子，的確是不懂得怎樣過日子的。他們領到月費，頭兩個月是不到月底就用虧了。周同山還拿一筆存款，買了一些不必要的擺設，像書櫃、挂圖和留聲機等等。同院的田大嬸氣得說了他一頓。我們和街坊上的人們，也不斷地幫助他們，教育他們，教給他們記帳，看看錢都花在哪裡，教給他們精打細算。周同山那時還在中學上學，他突然負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腳亂。他認為照拂弟妹的擔子重，不如退學去找工作。
我就勸他：你已經讀到初中二年，丟下多麼可惜。你的父母當初想讀書還念不成呢！拿我自己來說，我到北京學徒以前，只上過四年半的學，那時日本軍隊還佔領了我的故鄉——束鹿，我們只能在墳地里上課，拿土地當石板，連鋼筆都沒有見過。今天，你的條件這樣好，不好好念下去，將來後悔起來也就晚了。這樣，他才打消了退學的念頭。初中畢業後，他考上了變電站作工人，本來是分配他到一個東郊的工廠，我們和這廠的工會主席商談了一下，大家認為東郊離他家太遠，往返不便，就把他調到城裡的另一個工廠，還派給他一位出席過全國群英會的五好勞模師傅。他現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們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勁，又加入了團學習小組，正在申請加入青年團。最小的弟弟同義，也送進附近的東廳幼兒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