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給孩子們寫這樣的作品——介紹《小僕人》和《旅伴》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鑽天楊的葉子,閃爍著露光,在微風中搖曳。樹上一球球的槐花,從窗外透進清香。案頭一瓶新摘下來的玫瑰,襯托在滿窗的綠意里,顯得分外鮮明。上學的孩子們的細碎的腳步和活潑的笑聲,不斷地從樓前經過。

這些日子我心中不斷思索的問題,也隨著他們的笑聲和腳步,引向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們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他們是不是知道人間有憂苦事?他們是不是知道他們現在所處的寧靜快樂的環境,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用鮮血得來的?他們是不是知道就在這明媚的春光里,世界上其他角落裡還有千千萬萬和他們年齡相仿的孩子,在受著欺凌、受著壓迫?這些問題,一直在我的腦際縈繞。假若我們讓我們的一億以上的少年兒童,渾噩無知地生活下去,結果會出現怎樣的局面呢?他們就會變成只圖自己的安樂,不顧他人的苦難,貪生怕死,鼠目寸光的人。而我們一百多年來許多烈士、許多革命者前仆後繼、流血流汗所換來的勝利果實,就有丟失的危險!

因此,作為長輩的我們,責任就分外加重了。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接班人是要教育出來的。教育得好,班就接得好;教育不好,就接不了班。孩子正處在求知慾的旺盛時期,正處在品德成長的時期,最需要給他們灌輸一些他們所最需要知道的故事:一種是我們前人革命鬥爭的故事,使他們知道我們的革命先烈,為著掙斷世世代代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鎖,所受過的種種艱難和困苦。讓他們曉得他們現在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並不是毫不費力地從天上掉下來的。讓他們記住,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他們若不繼續努力,不斷革命,前人所受過的苦難,還會重新臨到他們身上。另一種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著的孩子們的故事,使他們曉得當他們在學習,在歌唱,在遊戲的時候,就在同一個太陽底下,還有多少受苦難的異國孩子,在嘆息,在呼號,在掙扎,這些孩子需要他們的同情和支持。讓他們曉得,只有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之後,我們才能得到真正徹底的解放。讓他們記住,支持了世界上為自由獨立而鬥爭的人們,也就是支持了我們自己。只有全世界的人同心協力,從各個角落掀起不斷的鬥爭,才能把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從世界上消滅乾淨。

在這裡,我要介紹兩本短篇小說集:《小僕人》和《旅伴》,它們是葉君健同志為兒童寫的,反映外國兒童生活的作品。作者有很豐富的旅行經歷,他寫下了他所見過的許多海外兒童,有的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兒童,像《小僕人》里的「小畫家」和「未來的建築師」;但是更多的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的孩子。作者在《小僕人》的後記中說:

生活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人,會有不同的遭遇命運。

從這本小書里的幾個故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情況。

有的小朋友很幸運,他們得到社會的幫助和培養,在穩步地向美好的事業和生活前進。

有的小朋友很悲慘,他們受到社會的打擊和摧殘,他們沒有美好的事業和生活,但他們卻正為這個目標而鬥爭。我想我們生活在一個優越社會制度下的人,在創造我們的美好生活的同時,也應該了解和關心那些生活在極端惡劣社會環境下的小朋友。

作者就是懷著這個真摯的願望來為中國兒童寫作的。他筆下的外國兒童,如《「天堂」

外邊的事情》里的義大利孩子亞貝爾托;《小廝辛格》里的尼泊爾孩子辛格;《小僕人》里的阿拉伯孩子阿卜杜拉;《新同學》里的法國孩子夏克斯和西班牙的孩子尼米諾等都是充滿了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兒童,他們在黑暗的環境中和強暴的勢力下,決不忍受,決不屈服,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已經萌茁著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種子。看了這些故事,會把我們小讀者的同情和關懷,引到世界各地,這億萬顆長著階級友愛翅膀的火熱的心,對於反對帝國主義保衛世界和平是會起極大的作用的。

文學作品反映外國兒童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兒童文學。你不但要熟悉兒童,還要熟悉你所描寫的兒童的生活中的一切。作者在《旅伴》的後記中說:

當然,文學作品不可能都根據真人真事。但是真人真事有時可以啟發一個人作許多聯想。

即使是這個「聯想」,若不是腦中積累有許許多多和這一真人真事有關的歷史、地理、文化、風俗等的知識,是不能「聯想」出什麼動人而有說服力的故事來的。這兩本書的難能可貴處也就在此。

我想,在我們國家和世界各國的友好來往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的工人、幹部、青年、婦女、演員、運動員……的足跡走遍了五大洲。他們每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觀察、自己的感受。我們中間也還有歸國的僑民,航行的海客,他們也都有說不盡的海外生活故事,這些故事正是我們兒童所最喜愛、最需要的。他們不但會受像《小僕人》和《「天堂」外邊的事情》這類故事的激發,也會被像《新同學》和《別離》這類故事所鼓舞。讓我們這些有過海外經歷的人,都向葉君健同志看齊,多給孩子們寫些引導他們多關心海外兒童生活的故事。

這對於加強下一代的國際主義教育,對於豐富孩子們的知識,擴大孩子們的眼界,以至於對促進兒童文學事業的繁榮,都是大有好處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人民日報》196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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