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社會關係的深層存在
——評長篇小說《抉擇》
張德祥
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只關注自己身邊的那點「生活」或「私生活」，也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會走進「象牙之塔」。仍然有作家關注著普通民眾的生活，關注著廣闊時代背影上的社會現象。張平的長篇新作《抉擇》（率先刊載於《啄木鳥》1886年第2、3、4期）所展現的生活畫面、所揭示的矛盾衝突，都包含了某種艱難的陣痛，觸及到了社會現實的真實，可謂多年來少見的一部描寫時代現實的深刻之作。
一、睜眼看現實
文學要不要反映現實生活，這是一個老問題了。雖然有些人早就拋棄了文學的「反映」論、「鏡子」說，但文學又畢竟不能天馬行空地「超現實」。於是有人提出要「直面世俗」，要寫人的「俗」生活。文學也就「世俗」了許多，也「勢利」了許多。聰明的作家不是寫「風月」，就是寫「風流」，媚時媚勢的媚世之態可掬，直把漸漸「富」起來的人看得心滿意足、心猿意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風月」「風流」呢？我們這個變革時代的「陣痛」也就被輕輕地掩飾過去了，承受「陣痛」的人們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煙消雲散」了。於是，「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於是「放心喝茶，睡覺大吉」，不，應當是「放心喝酒，遊玩大吉」，歷史畢竟進步了許多。文學也就變成了「消閑」的把戲。
但是，讀過《抉擇》之後，才知道這個社會中除了「發財」的人之外，還有很多並沒有「發財」的人，還有艱難、還有沉重，還有生死攸關的「抉擇」——不僅僅是普通工人的抉擇，也有市長的抉擇。很顯然，《抉擇》不是「閉眼」文學，而是睜眼看現實的文學。記得黃秋耘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難道還有什麼「疾苦」嗎？是的，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很難從文學中看到什麼「疾苦」，而今卻從《抉擇》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陽紡織集團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當一個企業已經癱瘓、停工、瀕臨倒閉之時，與這個企業共命運了幾十年的職工們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寫出他們的命運不僅需要藝術勇氣，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學為什麼就不能關注他們的命運呢？
我之所以看重《抉擇》在當前文學創作中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這部作品是繼《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幾近20年之後再次關注國有企業及工人命運的作品，重要的在於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現了新的現實關係！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觸及這種新的現實關係。歷史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變化不僅僅是人們衣著服飾及衣食住行的變化，不僅僅是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更深層的變化是現實關係的變化，即「經濟關係」的變化。我們可以把《抉擇》與《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一切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切都已大異其趣了。這個企業里的「領導者」不是當年的「改革者」嗎？但這裡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變成了無工可做的工人。這裡的領導者形成了一個權利階層，國有資產通過權力變成了「資本」，他們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90年代有一個「流行詞」叫「工薪階層」，但媒體諱言與「工薪階層」相對應的那個階層是什麼階層。文學要真實地反映現實，就不能不反映現實關係的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觸目驚心的變化。理由是那樣堂而皇之，手法卻是如此「暗渡陳倉」，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這是一種歷史的存在。馬克思曾高度評價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價值，原因之一就是，馬克思認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關於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比一切職業政治家、道德家、經濟學家所提供的東西還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馬克思稱狄更斯、薩克雷等作家為「傑出的小說家」，稱巴爾扎克「對現實關係具有深刻理解」，幾乎可以從巴爾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國歷史」。張平的《抉擇》通過市長的視線，對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動描寫，可以說，揭示了這個企業是怎樣一步步走到「破產」的邊緣，揭示了現實關係在這裡發生的深刻變化。如果把《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與這部《抉擇》聯繫起來看，也許破產的不僅僅是國有企業，重要的還有曾經在人們心靈中堅守的信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抉擇》無疑是一部難得的現實主義作品，是對這十多年現實變化的一種歷史描寫，或者說，描寫了歷史的一個側面，而這個側面，又是文學多年來諱莫如深的一個側面。長篇小說《抉擇》恰恰是通過市長而不是別人目睹了這個側面，這是市長難以想像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側面。如果說改革是激流，是蕩滌腐朽的激流，那麼也不能不看到這洶湧澎湃的激流中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這激流中的暗礁與漩渦。正是這漩渦差點把市長也卷了進去，而且已經把許多人卷了進去，把國家的財產、工人的血汗也卷了進去，捲入了慾壑難填的漩渦之中。多少年來，我們的文學總是在直面現實的邊緣徘徊，甚至「直面現實」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現實」，以「世俗」的喧囂掩蓋「現實」關係的秘密變化，掩蓋鼠竊狗盜之徒的猖獗行為。還有人大唱「寬容」的高調，要人們「寬容」什麼呢？市長李高成終於認定了一個事實：「摧毀和顛覆著改革的，把人們對改革的熱情全部變為對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這一群人！」「縱容和放過他們，都將是萬劫不復的歷史罪人！」這是親眼目睹了漩渦黑洞之後的市長李高成的清醒，正是這種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堅決的抉擇。
「現實」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種現實關係。不敢揭示世俗紅塵掩蓋下的這種現實關係，文學就只能停留在現實的世俗表層上粉飾現實，就會離開現實主義。如果說，近兩年來文學創作上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衝擊波」，那麼，應當說，張平的這部《抉擇》無疑是這個「衝擊波」中的重要之作。從《年底》、《大廠》、《窮人》、《破產》、《分享艱難》、《蒼天在上》、《人間正道》、《車間主任》到《抉擇》，可以看出這個「衝擊波」的特徵首先是「睜眼看現實」，看破「世俗」掩蓋下的現實關係。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
閱讀《抉擇》時，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個疑問句、反問句，觸目即是。敘事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對事態的追問。這是作家張平，也是市長李高成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這一幕幕觸目驚心之事的追問，這一點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特徵之一。
那麼，作家究竟要追問什麼？為什麼還沒有學得「聰明」或學會「糊塗」？在人們變得「聰明」了許多的今天，還有誰願意問「為什麼」呢？還能問出什麼青紅皂白呢？不是說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么？「錢」不就是最大的「理」么？不是說「有理沒錢莫進來」么？不是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么？不是說「我是流氓我怕誰」么？這正是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總經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團信奉的邏輯，他們正是按照這個邏輯肆無忌憚地侵吞了國家的財產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這個邏輯利用手中的職權化公為私，把自己由國家幹部、由人民的公僕變為貪污者，變為腰纏萬貫的資產者，變為魚肉人民的惡霸。僅僅十幾年時間，為什麼會滋生出這麼一個階層？他們的邏輯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的邏輯嗎？他們究竟是「改革」者還是「改革」的蛀蟲？他們耀武揚威、花天酒地、為所欲為，難道對他們的邏輯與行為就不該問一個「為什麼」嗎？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理所當然的嗎？
也許人們已經司空見貫，懶得再去問「為什麼」；也許人們學得「聰明」了，學會了那難得的「糊塗」，大徹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何必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麼」呢？也許人們覺得已經難以問出結果，問也白問，倒不如不問。總之，在我們的文學家的筆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學中那種執著的「為什麼」了。文學似乎一夜之間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說法，放棄了對現實的針砭與追問，而更願意躲進「自我」的天地「與世無爭」。從認同存在到屈從的敘事姿態，可以看出文學淡化了對現實的「熱情」與「激情」；從擁抱現實到疏離乃至逃避現實，可以看出文學漸漸失去了對現實的理性穿透能力。對現實的逃避與放棄「為什麼」的追問，構成了90年代後期文學整體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頹廢景觀對現實的淡漠與對良知的淡漠，互為表裡，說明了文學立場的後撤，撤退到「旁觀者」的「看客」立場上，睜隻眼、閉隻眼，「醉眼中的朦朧」，有什麼過不去呢？得過且過，麻木不仁，似乎是吶喊、啟蒙、呼喚、干預了一個世紀的文學的最後的「恍然大悟」？
但是，只要把現實狀況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