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
在北京因《天網》和《法撼汾西》這兩本書打官司時，幾個臨汾的老農民千里迢迢地趕來聲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爐子一樣。他們擠著公共汽車好不容易問清地址趕到丰台法院時，法院的公開審理已經結束兩天了。天知道他們是怎麼打聽到群眾出版社並找到我的住處的。當我第一眼見到他們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來。他們的衣著是那樣的不入時，臉色是那樣的黧黑，滿臉的皺紋流露著深深的關切和焦急，渾身的汗漬浸透著一種赤誠和真摯。他們一見了我就忙不迭地問輸了還是贏了，法院是向著他們還是向著咱們，然後便問他們能幫點什麼忙。他們說他們已經給丰台法院的人說了，他們村的人本來都要來的，因為不知道情況，所以就讓他們先來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張平判輸了，宣判那天，他們全村的人都要來北京當眾給作家掛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麼判！我們就是要讓天下的人都知道，咱們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張平這樣的作家！
後來他們就死了活了地要請我吃飯給我壓驚。在一個很普通的小飯館裡，他們很奢侈地點了八個菜。有一個大概是第一次來北京的老農民，竟然為我點了兩份過油肉！說是讓我好好補補身子，攥足了勁跟他們好好打！一瓶二鍋頭把大家喝得都滿臉通紅。吃到後來，他們把那個時時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個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裹了好幾層的油紙袋，然後從油紙袋裡抽出一沓鈔票來，說這是大夥臨時湊下的500塊錢，你先拿著用，你一個窮作家，為我們老百姓寫書也掙不下幾個錢。人家都是當官的，你耗得過人家？如今打官司沒錢可不行，不過你放心，咱們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賣牛賣馬也要幫你把這場官司打贏！
一時間，我又止不住地淚流滿面。看著這由十塊五塊湊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錢，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就這樣幾個普普通通、朴樸實實的老百姓，就這樣幾個貧困山區尚未脫貧的老農民，他們用他們的善良和真誠，在那樣的日子裡，給了我無窮無盡的力量和勇氣，也給了時時催我奮進的激情和信心。讓我感到溫暖，讓我感到踏實，讓我感受著一種永久的激動。
每當我想起這些時，總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濕潤了眼睛。
其實在後來的日子裡，這樣的事情幾乎時時在發生著。
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報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後，尤其是北京電視台在「北京您早」欄目里對那場官司進行了專題報道後，竟有那麼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認出我來。我到飯館裡去吃飯，老闆娘把我看了又看，後來終於忍不住地問我，你就是那個被人告了的作家？我點點頭說是。老闆娘看了看我，什麼話也沒說，轉身回去沒多久便端出兩大盤子菜來，說這兩盤子菜是她親手炒出來的，你就消消停停在這兒吃，今天的飯，不用你掏錢！日後你就天天來這兒吃，一律免費！那些日子，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裡。那是一個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門房老頭對我這個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總也是很兇。有時候，打電話忘了付費，他便會對我大聲怒喝：回來！繳錢！你連說對不起他也絕不會給你一個好模樣。沒想到那一天我去打電話時，他默默地看著我，滿臉都是慈祥和溫和。當我打完電話，他說敢情你就是那個被告作家呀，還真沒看出來。小夥子，你聽著，我一個老頭子也幫不了你什麼忙，日後這電話你隨時隨便打，不收你的錢！一次在公共汽車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靠過來悄悄對我說，我在山西插過隊，那兒的情況我了解。你放心，中國的老百姓都會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園，有幾個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認出了我。他們七嘴八舌地對我說，你肯定輸不了，北京人心裡明鏡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讓你這樣的作家輸了，北京人的臉還往哪兒擱？
這樣的人，這樣的事，究竟出現過多少次，記不清了，真的記不清了。
《天網》、《法撼汾西》，從發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後後收到過近兩千封讀者來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間，電話和來信源源不斷。新疆、四川、廣東、黑龍江、雲南……我真不清楚這些讀者是怎樣得到我的住址和電話的。1000人以上的聯名信，我收到過4封！500人以上的聯名信，我前後收到過12封！有一個讀者在來信中寫到：張平作家，你一點兒也用不著迴避，即便是你輸了，那也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在我們老百姓心裡，你將會是永遠的贏家……
激動之餘，我常常一遍一遍地問自己，這一切，都是因為什麼？你一個區區寫了幾本薄書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這麼多人的關心和支持？不就是因為在你的作品裡，描寫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擁戴的領導幹部，關注了一些老百姓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多多少少地為老百姓說了幾句公道話？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慶幸，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慶幸。在自己的創作生涯里，假如沒有《法撼汾西》、《天網》、《孤兒淚》、《抉擇》這些作品，時至今日的你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如果你所寫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風波的感受和體驗，都是象牙塔里的純而又純的「陽春白雪」，都是舞場歌廳，酒宴飯桌，堆金積玉，惹草沾花的豪華奢靡和恣行無忌，都是拿讀者當試驗品的雲遮霧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賣弄，這些老百姓讀得懂你嗎？又能記得住你嗎？他們還會像今天這樣關心和支持你？
有什麼樣的作品就有什麼樣的讀者，反過來，有什麼樣的讀者也就有什麼樣的作品。「陽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樣有人需要。作為一個作家，你的生活屬性必然決定著你作品的用性，你對什麼樣的生活熟悉，你嚮往什麼樣的生活也就必然會有什麼樣的作品。你對歌廳酒吧賭場情場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會寫出十分逼真的歌廳酒吧賭場情場的環境和氛圍；對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獨鍾，你就會寫出十分真實的男女之間的體驗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個極其孤獨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寫出轟轟烈烈，情緒飽滿，黃鐘大呂似的史詩般的時代文學；而如果你要是時時關注著社會的變遷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樣不可能一直只寫那些無病呻吟、故弄玄虛的消閑和遊戲之作。對一個作家來說，生活本身、題材本身並不決定作品的優劣，決定作品優劣的東西應該是對生活的態度和對文學的理解。
我們總是埋怨讀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讀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難覓，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個世紀供人們去研究。下筆之前，我們總是想著應該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讓專家們耳目一新，如何讓同事們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後現代主義……解構，顛覆，破壞，摧毀……文本是遊戲，語言是牢籠，終極無意義，閱讀即誤讀……甚至反意義，反解釋，反形式，反體裁，反美學……我們注視的是這些，研究的是這些，攀比的也是這些。這種既有的觀念已經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為我們的下意識，時時刻刻在左右著我們的思維和寫作。面對著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連我自己也感到說不出的震驚。為什麼生活在千千萬萬精神和物質世界尚還貧乏的老百姓之間，卻會漸漸地對他們視而不見？為什麼與這塊土地血肉相連的自己，會把自己的眼光時時盯在別處？什麼時候自己對老百姓的呼求和評判竟會變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麼時候自己對自己以往的責任、理想和憂患意識放棄得如此徹底而又不屑一顧？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又是什麼促使自己變成了這樣？與此相反，我們卻似乎很少去想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文盲，還有數以億計的尚未完成義務教育的半文盲，還有近十億的農民和工人。我們似乎很少有人這樣去想去做：我這一部作品就是要寫給最普通最底層的老百姓看，寫給這近十億的農民和工人看。面對著市場和金錢的誘惑，我們的承受能力竟也顯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擊。或者只盯著大款的錢包；或者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職責；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虛無和破碎；或者除了無盡的憤懣和浮躁外，只把寫作作為一場文字遊戲……寫作如果變成這樣的一種傾向，那麼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顯得那麼重要：處處都有生活，處處都有素材，處處都能產生語言遊戲的歡欣和情慾，時代和生活也就沒了任何意義。於是我們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遠，讀者群也越來越小。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卻又拿出「邊緣化」、「多極化」的理論，以印證文學的倍受冷落和讀者群的減少勢在必然。面對著人們的呼籲、批評和不滿，我們卻還面不改色，振振有詞地在大庭廣眾面前討論著文學作品究竟應該不應該有理想、責任、良知、正義和崇高。面對著國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變遷，無動於衷，冷靜得出奇的一些作家們卻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學夢。或者一覽眾山小地顯示著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貶為微不足道的碼字匠。也許這才是文學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