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昭柱
繼《天網》、《孤兒淚》之後，張平又推出了他的新作、長篇小說《抉擇》，生動地描寫了國有大型企業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一場驚心動魄的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讀完《抉擇》，我認為，它不但是近兩年來直面社會矛盾、反映時代生活的現實主義文學新潮中的一部佳作，而且它在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的努力和實績，可能會把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表現反腐敗鬥爭，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難點。說到底，難就難在作家如何正確地認識和把握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根源、本質和前景。在創作實踐中，這個難點常常對作家敢不敢揭示現實矛盾、展現激烈而複雜的反腐敗鬥爭，通過藝術表現能不能鼓舞群眾和幹部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和勇氣，構成一種認真的考驗和挑戰。事實上，這類題材的作品有一些是敢於揭示現實矛盾的，但其整體效果卻難以令人滿意。因為它們往往揭露腐敗現象較為充分，而描寫反腐敗的鬥爭方面卻相當薄弱，有的作品主人公還不得不無奈而痛苦地與腐敗現象暫時妥協。誠然，揭露也就是一種鞭撻，痛苦無奈地暫時妥協也是一種撕心裂肺的控訴和抗議。這比起那些對於腐敗現象不憤恨、不控訴、不觸及，卻沉溺於自戀等所謂「私人化寫作」，甚至欣賞和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作品來，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腐敗止於揭露、止於抗議，又是不夠的。我們的作家應該更加熱情地去反映和匯歌我們時代的反腐敗鬥爭，才能為主人公提供更深遠的背景、更廣闊的舞台、更激烈的衝突，一句話，提供我們時代反腐敗鬥爭的典型環境，才能真實地再現代表時代發展趨勢、前進方向的典型人物，鼓舞幹部、群眾把反腐敗鬥爭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和奪取更大勝利。
張平的《抉擇》，不但對腐敗現象進行了無情而充分的揭露，而且對反腐敗鬥爭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展現，在對環境的典型化方面作了認真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在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中是一個突破。
《抉擇》直面現實矛盾，對腐敗現象的揭露是尖銳的，同時又是深刻的。它所描寫的中紡集團公司的腐敗現象，可以說觸目驚心。它不是個別領導幹部的腐敗，而是公司整個領導班子都爛掉了；它不僅是這個班子的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而且有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充當後台；他們把一個兩萬職工的國有大型企業搞到瀕臨破產，而他們光間接送給嚴陣的賄賂款就達幾百萬元，後來在嚴陣的內弟鈔萬山家裡就搜出人民幣130多萬元、港幣20多萬元、美元近10萬、8千克金條、數百萬元存款、大量首飾珠寶和11套房產證！或許我們會遇到這樣的疑問：作者把一個國有大型企業的領導班子寫得如此腐敗，那麼，應該怎樣看待它的典型性？難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現狀嗎？如果可以代表，這難道不是一種嚴重的歪曲嗎？這種疑問，其實包含著對於典型的一種流行的誤解。簡明地說，典型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都既有個別性，又有普遍性。中紡集團公司領導班子「集體腐敗」就既是「這一個」，而又有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不應該誤解為僅僅是量的規定性，而應該理解為主要是質的規定性。也就是說，不應該要求作者筆下的中紡班子成為現有的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潔或腐敗的平均數。這種要求之所以不適當，因為它必然會否定文學形象應有的個別性，也就必然會導致文學創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而且，這種要求也不合乎人們文學欣賞的實際經驗。實際上，通過中紡班子的文學形象，人們並不是獲得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政狀況的統計值，而是引發和深化了對於腐敗的根源、實質和危害的認識和思考，是激發和強化了對於腐敗的憎恨和反腐敗的決心及勇氣，這些，恰恰是這一文學形象的質的普遍性。因此，中紡領導集體嚴重腐敗這一文學形象的典型性，主要應該從它所概括的腐敗現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質來認識。
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可以說，中紡班子集體腐敗這一文學形象概括了相當豐富的現實內容。譬如說，它概括了一些腐敗分子「發國難財」的醜惡罪行：國家年年向中紡貸款，但是，「貸得越多，虧得就越多！為什麼？這些虧損究竟是怎麼虧出來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規律，太讓人深思了」。而事實是，例如1994年國家貸給中紡公司8千萬元，公司領導卻從中拿出2千萬元辦了一個「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個實體，這些實體的經理和負責人，幾乎全是他們的子女和親信。結果中紡公司是停工停產了，而那些派生出來的小廠小企業小公司，一個個紅火得不得了——「許許多多的腐敗分子，正是在虧損企業的招牌下，大撈特撈，大發國難財。」又譬如，它概括了許多腐敗分子賴以生存、作惡的卑劣手段和社會時弊。他們的手段就是收買領導幹部，領導幹部不收禮，他們就收買他的親屬。中紡總經理、腐敗分子郭中姚就曾有恃無恐地對市長李高成說：「你知道么？這個公司要養活多少領導幹部！其實都是我養著他們呀！想查中紡的問題，查得動嗎！這些年，你不收禮，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事情，可在你妻子身上，你知道我們花費了多少？」郭中姚等中紡班子的腐敗分子，正是通過收買，利用了李市長妻子吳愛珍，特別是依靠了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的保護，才得以生存、作惡和逃避懲罰的。而團團伙伙、圈子山頭的時弊，也成為腐敗分子的有力依靠。當李高成市長決心解決中紡公司的腐敗問題時，嚴陣、吳愛珍、郭中姚都以圈子作武器，警告他「人要恩怨分明」、一如果你連個圈子也沒有，又有誰來保護你？」而李市長派去調查中紡腐敗問題的工作組，也因為圈子意識，因為判斷李高成與嚴陣、郭中姚是一個圈子的人，而作出了一個顛倒是非、掩飾罪惡、保護腐敗的「報告」。這又是多麼令人警醒的事實！再譬如它對一些手握權勢的腐敗分子主觀動機的揭示，也具有相當的概括性。李高成曾經質問腐敗分子：「我真不明白，你們要這麼多錢究竟要幹什麼！」他的妻子吳愛珍和老部下郭中姚都明白地回答：「得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吳愛珍說的「後路」，還是說李高成從市長退下來以後不能光憑工資，所以得趁有權時撈錢；郭中姚則是要為國家變色留「後路」，拚命撈錢，將來「要還是社會主義我就照當我的官，要成了資本主義我就去當資本家」，這顯然至少已經是政治變節。那個身居高位的腐敗分子嚴陣，也已經化名辦妥了兩個國家的護照！這些藝術概括既有真實性，又有深刻性，對於人們深化對腐敗的認識是很有意義的。
《抉擇》對於反腐敗的鬥爭方面更是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表現。反腐敗鬥爭靠什麼？作者以鮮明的藝術形象作了正確的回答：靠我們的人民群眾，靠我們的黨。作品為我們描寫了中紡的工人群眾在腐敗分子篡奪公司權力以後悲慘的處境。老廠長原明亮那家徒四壁的境況、老勞模範秀枝那雙布滿雲翳的渾濁的眼裡滴下的辛酸淚水、優秀青年技工胡輝中在廁所邊擺補鞋攤的木然神情、老工人夏玉蓮拖著病弱的身體在「分廠」條件極其惡劣的車間中喘著氣費力幹活的身影，都給我們留下強烈的印象，都使我們不由得心酸流淚。作品更為我們描寫了中紡職工堅決而有力的反腐敗鬥爭，這種鬥爭貫穿始終，成為推動《抉擇》整個故事發展的主要力量。他們堅定地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支持他們的反腐敗鬥爭，他們執著地向市委、省委直至黨中央反映情況。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堅決性，團結、智慧和力量，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風采。他們對腐敗分子是那樣的嫉惡如仇，而對黨的好乾部又是那樣的信賴、關心、體貼。當李高成病倒時，數千名工人群眾守候在醫院門口，表達著他們對黨的好乾部的關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下、寒風中，他們的身影、行動和語言，給予李高成何等溫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當這場鬥爭處於決戰的時刻，工人群眾聽到李市長被抄家的消息，群情激奮，準備集合去省委反映情況；這時，身患癌症的老工人夏玉蓮毅然登上高樓，以跳樓相威脅，阻止工人集體去省委，以保護李高成，同時要求與省委萬書記對話，請求省委保護黨的好乾部。這是血性多麼剛強的群眾，是對黨多麼熱愛的群眾！有這樣的群眾支持，反腐敗鬥爭的前景怎麼會不光明呢？
就是這樣，《抉擇》以腐敗分子為一方，以我們的黨和群眾為一方，展開了一場震動全市、牽動省委以至驚動中央的嚴重的政治鬥爭，鬥爭之尖銳與激烈達到了雙方無法調和、無路可退而只能背水一戰、捨命相搏的程度。這就是《抉擇》為小說主人公提供的活動背景、鬥爭舞台、總體情勢和矛盾衝突，它們既是「這一個」，又有我們時代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普遍性，因而達到了典型環境的高度，為小說塑造具有時代特色與丰采的典型人物形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學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思想藝術獨創性的顯著標志，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