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臣
一
現在讀張平的《抉擇》（原載《啄木鳥》1997年第2、3、4期）如同過去讀他的《天網》、《孤兒淚》一樣，那感覺似乎只有「振聾發聵」一詞來形容才是準確的。從始至終，我們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衝擊力激蕩著，震撼著。
讀張平，這感覺大約是不會錯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家孫犁《論風格》一文中的一席話：「風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進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實的、戰鬥的、積極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長在深山大澤的樹木一樣，風格必然是奇偉的。否則，即使作家精心修飾，他的作品也不過是像在暖室里陳設的盆景一樣。在暴風雨里長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長大的只是家雀。它們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這段話寫得好，因此，不會忘。我的體會：第一，多年來這麼講「風格」的不多了。強調作家個人教養熏陶、性格特徵、藝術師承、愛好趣味，掌握藝術語言和藝術技巧習慣等都是必要的，但脫離開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取材範圍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談「風格」，我以為總有些失重，因為風格的要領在於作家的人格和心靈，而人格的流露和心靈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斷然造作不出來的，所以，風格的核心實質，第一位的還是與作品的思想內容分不開的，也就是孫犁談到的莊稼離不開「土壤」、「雨露」。第二，我們固然要反對「題材決定論」，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題材無差別論」。題材當然來自生活，而且可以說「處處有生活」，然而，生活與生活卻大不同，有的輝煌壯麗，有的靡瑣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層。這就是孫犁談到的「深山大澤的樹木」與「暖室陳設的盆景」之區別；就是「海燕」與「家雀」之區別。這裡我們無意貶低「盆景」與「家雀」，因為文藝要多樣化才能構成千姿百態。奼紫嫣紅的全局意義上的繁榮。所以，「盆景」的精美與「家雀」的靈動也是人們審美需要的，我們不僅要它們存在，而且還要扶植他們，但他們畢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澤的樹木」和「大海上翱翔的海燕」，因為後者更能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精神，更能代表我們奮發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們巨變社會的本質真實。總之，更能表現我們國家騰飛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與認識意義，甚或是審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寫輕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它不隨人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因為社會向前發展的總是由舊世界的變革和新世界的創造這一偉大過程而實現的。這一過程中，現實世界永遠是在新事物的生長和舊事物的滅亡的交替消長中發展的，也只有在這發展過程中才能見出何者有前途，何者無出路，何者向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趨於發揚，何者轉於衰亡。那麼，我們的作家就應該由此去區別和權衡題材的輕重，並且選擇這變革與創造的過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為文學的題材。同樣，我這裡也無意宣揚「唯重大題材論」，因為作家的生活情感經歷和生命體驗經歷以及教養熏陶、審美取向的不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並駕馭得了重大題材。然而，文學反映現實終究不是被動的，當文學創作愈發走向「私人化」和「纖小」與「孱弱」，愈發缺乏社會內蘊的「宏大」、「深邃」與「陽剛」的今天，我們倡導並呼喚「主旋律」的突出與雄壯，怕並非多餘。其實，我國古代文論中早已有過「千古相傳」與「當日即朽」之說。如果我們不能給後代留存下反映我們當今偉大變革時代的千古留傳的作品，豈不辱沒了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豈不愧對了這段輝煌歷史的創造者？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張平是極富個性的作家，他總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處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質中去，從中獲得激情和靈感，獲得素材和養料，在他的主體意識中，他是以「大我」作為支點。因此，他總是將選取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最尖銳最本質的現實社會重大矛盾衝突作為創作個性一個重要特徵和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天網》、《孤兒淚》，還是這部《抉擇》，都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都是事關祖國命運與前途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他從不留連於個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從不會感到題材的匾乏。他的選材標準，總是以文學的社會價值來決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表現與揭示社會本質真實來決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喚起人們的同感來決定的。比如，《抉擇》選取了現實生活的腐敗與反腐敗激烈鬥爭的題材，重大，尖銳；選取了現實生活中大中型企業艱難的題材，重大，尖銳。不僅如此，它最終還將前後二者聯接，前者是造成後者的緣由作為全書的題材，就更加重大，尖銳！張平的作品每每由於重大，尖銳而免不了引起爭議，然而，同時，它真實，準確，以獨具的振聾發聵的思想衝擊力，又每每總能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為廣大讀者由衷地認同與關愛。在我所能讀過的張平的作品中，我以為，他從不以一種偶然現象當作他寫作的題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現象在社會發展的軌道上，只是無足輕重的附生物，並不包含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
這就是張平對於題材選擇的尺度，而這種選擇完全出於他的作為一個作家的神聖責任感與社會意義的文學價值觀。
當然，問題僅論及到此，仍然是片面的，因為再重大的題材，如果不能創造出它的生命來，也會變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經過創造過程的反映；另一方面，社會要受以文學的創造性的影響而被塑造，也就是說，社會向文學提供素材，而文學向社會提供規範。把素材轉化為規範是作家的創造性活動。其中包括有：題材的一切內容上的意義。如果沒有成為作家本人的主觀要求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作家本人的情感的浸泡與血肉的培養，那就決不能結成藝術創造的果實。比如《抉擇》中所反映的腐敗與反腐敗的尖銳鬥爭和腐敗所造成的大型企業瀕臨破產的兩大現實問題，不僅走進了張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經過他的思考和理解，使歷史真理與人民意願變成作家他自己的血肉要求，於是作品裡所反映的現實問題才能爆發出巨大的思想衝擊力，才能散發出藝術的熱力與光芒。張平做到了魯迅所要求的那樣：選材要嚴，開掘要深。這也就是說，作品的成功，從題材角度說，關鍵在於作者如何處理題材，即首先是正確地深刻地研究題材、認識題材。而張平之所以在這方面能夠做到正確與深刻，是因為他在處理題材時篤信一個檢驗是非的標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桿秤。
張平對《抉擇》題材開掘的深度，構成作品的思想內蘊的基礎，也構成了作品的形象創造的基礎。這是我們下面著重論及的。
二
《抉擇》的成功，關鍵在於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別是中心人物——市長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為文學再現生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只有成功地描寫了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才能廣闊地展示生活的圖畫，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小說中的人物總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人物和作家主觀想像的結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繪的人物，『而不是綜合拼湊而塑造的人物，我以為最要緊的是對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甚至簡直就是作家自己一樣。否則，張平怎麼能對李高成具有那樣特殊的敏感——他能窺見到李高成這個人物的靈魂深處，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內心、情緒、苦樂、慾望，他的夢！總之，只有忠實於自己靈魂的作家，才能賦予他筆下人物以靈魂。李高成這一全書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義，正是作家張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體現。
共產黨人的官做得如何，事關黨的執政水平——共產黨的形象，無產階級的形象。李高成是個共產黨的清官，他面對自己幾十年的幹部生涯，從來都問心無愧。作者只是順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閱歷和他的政績。作為長篇，或許還缺乏更有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細節與情節，但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工作永遠爭一流，心中總有老百姓，為老百姓干實事，拒腐蝕永不沾的共產黨人形象，還是十分感人的，並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李高成從基層走來。他是新中國第一批紡織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分配到大型紡織企業，幹了近10年的技術員，又任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總工程師和副廠長等職8年，接著又到大型廠中陽紡織廠任廠黨委書記兼生產廠長職務，成為當時省里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他在廠時，中紡曾經輝煌了很長一段時間，幹部團結、隊伍整齊、患難與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帶頭廉潔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業中率先制定了領導成員上下班不坐車的規定。他每天騎自行車往返40里路，上下班風雨無誤。中午同工人一塊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家總要超過10點。廠里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廠的工人們，對此無不受感動。後來他當了副市長、市長，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裡，李高成為這個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