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常受這樣一個問題的困擾：為什麼有的經濟體茁壯成長，有的經濟體卻躑躅不前？有的經濟學家說這主要是天氣惹的禍——如果天氣又熱又潮，難免常受疾病侵擾；如果又熱又干，乾旱貧瘠的土地則會制約經濟發展。這兩種天氣全讓非洲趕上了，因此，有觀點認為，非洲幾乎沒什麼機會發展經濟。但是這又無法解釋為什麼波札那這樣的經濟體會與眾不同——那裡的經濟發展得實在是不錯。而它的鄰居辛巴威，卻是一個災難不斷的地方，至少近些年如此。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發展經濟首先應壓縮政府規模，控制政府權力，簡化企業經營的行政審批程序，降低稅率，允許私人企業持續經營賺錢並創造就業。但是，當然我們也明白，如果這些規則走得太遠，國家將會過於貧窮，不能保護弱勢群體，也不能阻止勢力強大的企業力量的滲透。這樣的話，這個經濟體就會走向不好的方向。還有很多經濟學家，包括很多中國學者在內，將重點放在「制度」，以及制度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方面。
本章中，我們專門來談談制度——法治，包括各種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潛規則。制度為商業制定遊戲規則。制度究竟是什麼呢？這些制度好不好？有什麼弱點？中國制度建設情況能有多大改變？得當的制度對於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它們能夠支持投資、創新和消費，制約權力的濫用。行政權力濫用是破壞經濟增長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得到的經驗，制度可以帶來天壤之別。制度在前30年擊倒了這個國家，在第二個30年成就了這個國家。
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的幫助下，我們將探討制度在影響經濟增長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全世界商業經營中面臨的壞制度的挑戰），看看其中學到的經驗教訓能否適用於中國。阿西莫格魯發現幾百年前確立的法治給不同國家帶來巨大的差別。這意味著今日中國人的生活中可能留下了帝制的烙印，同時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制度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新制度的共同影響。歷史的制度能夠持久，是阿西莫格魯透露出的信息。此外他的主要觀點是，某一制度中的重大改變很難實現。我相信這是十分艱巨的挑戰。
現在發生了什麼？中國近年來走過的道路表明，某些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同時也告訴我們，某些制度很難被改變。「摸著石頭過河」是一個不錯的策略——只要河裡的石頭足夠多，你也夠勇敢，敢於不斷地從一塊石頭跳到下一塊。我的感覺，當前我們的制度改革正走在河中央，而且，不十分確定下一塊石頭在哪。在本章中我想說的是，冷眼旁觀今天我們所處的制度，似乎對於支持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而言還不夠完善。事實證明，中國的制度對於匯聚資源，投向重工業方面是有效的。但當前的制度不能普遍適於私人企業、創新和服務業，也不十分適於自然環境保護。我們不妨藉助世界銀行所得全球營商環境調查排名，來比較各種經濟制度的優劣。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僅建成了一半。改革還會向前走，但動力顯得不是很足，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經濟學家都認同制度的重要性。但什麼是制度呢？經濟學界就這一問題存在很大分歧，但歸根到底，制度基本上關乎法治。制度包括議會、國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立法，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範性文件，以及所有幫助法律實施的事情，如公共治安、訴訟體系，也包括自然人之間、企業之間糾紛調解仲裁的所有規則。例如，在國際上，WTO這樣一個機構制定並監督著一整套國際貿易的規則及實施，還有一整套國家之間發生貿易衝突時的仲裁協調機制。在日常生活中，你每天都在和制度發生著關係：制度確定你交多少電費，如果超速駕駛會領到罰單，也決定你為什麼能輕易地在路邊買到盜版光碟。簡言之，制度就是遊戲規則。而且這個遊戲貫穿你的一生，或者至少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關係到你的金錢、時間、娛樂等等，佔據你生活的一大部分。在一個國家裡，只要規則在，違反遊戲規則的人就要付出代價，受到經濟處罰或其他懲罰。當然，在全球層面上，每個國家保留違反規則的權利——但意味著它們將面對不得不出局的潛在危險，並將承受消極的後果。
一整套綜合的制度統治著中國的經濟生活。其中部分制度是正式的（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但也有很多是非正式、不成文的（只意會身教不言傳的）。對於老外（包括我們這些研究經濟的老外）來說，中國很神秘的一點是，正式的規則和實際行事遵行的法則之間經常存在不小的距離。某日我見到北方某港口城市的前任副市長，他笑言「不做官員你永遠不會懂中國」，滿臉的成就感。如今他早已卸任，拿著某港資房地產公司開出的高薪，幫助拓展內地業務，顯然做得十分成功。他自豪地誇耀說，通過他的關係他們公司在上海以便宜的價格屯了很多地。他很懂潛規則。
經濟學家尤其感興趣的是捍衛財產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普通人的金錢、房屋、土地等財產不被擁有財富和權力者竊取、佔有的法律。經濟學家發現了一條普遍的規律，制度健全的地方，經濟更有可能繁榮。其中緣由不難理解。如果你擔心為修建廠房而購置的土地和設備有一天能賺錢的時候會被偷走或奪走，那你怎麼還敢買呢？買房子也是一樣，如果你認為有人會藉助法律體系，從你手中奪走你的房子，那你在買房的時候會再三思量。或者假如你乃一介農夫，如果擔心某一天你的土地由於開發商的賄賂而被奪走，你還會在地里投入很多嗎？或者，假如你是一名年輕有為的工程師，如果你永遠不能擁有自己的發明，也沒法阻止別人複製，你會花費數年時間來研究和開發嗎？因此，能夠保護財產權的好的制度非常重要。沒有保障財產權利的制度，就沒人敢開工廠、買房，農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資，工程師也不能數年如一日地鑽研新發明。
但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制度有力或者薄弱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懂得如何構建有力的制度，就可以走上幫助窮國走向經濟成功的漫漫長路。一些經濟學家（包括丹尼·羅德里克，我們已在第三章提到過他）認為，重大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他認為多黨制民主政治是最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治制度，原因是這種政治制度通常意味著重要政策的波動較小，一般來說經濟危機能夠得到更好的管理，也意味著增長帶來的好處能夠被更多的人分享。「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ic Outes？」，with Romain Wacziarg，December 2004，也有人（包括很多我認識的在華經商的外國人）親眼看到了中國的政黨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在資源配置、設施建設、制定長期規劃、為公眾利益制定決策方面非常有效。他們對政府能夠在極短的時間裡修條路蓋座大樓的能力大為驚嘆，這在具有詳盡的財產權利保護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交口稱讚中國，取笑印度亂鬨哄的民主連路也修不了，工廠只好從一個邦搬到另一個邦，直到哪個邦工會允許企業經營。這些生意場上的朋友說得不錯。但是，他們沒有被趕出城裡，他們的房子沒有被強行拆除，他們自己沒有被安置到離上班地點25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飛快的城市改擴建的擁護者往往是從中受益的人，而不是作出犧牲的人。
對於什麼是形成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經濟學家作出了一定的回答。阿西莫格魯在這一領域頗有建樹。這位土耳其裔經濟學家執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是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該獎項只頒給40歲以下最出色的經濟學家。他是當代最聰明的人之一，是經濟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
為找到問題的根本，阿西莫格魯深入歷史，對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歐洲早期移民進行了研究。「Unbundling Institutions」，with Simon Johnson，October 2004，這一角度的確非常巧妙。為什麼呢？因為很少有經濟學家做過這樣的嘗試。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通過實驗做研究，原料是什麼，用量多少，實驗條件都盡在掌握，可以反覆實驗，改變用量，改變實驗條件，記錄下每次實驗的結果。通過這種行為，人類獲得了對世界的精確認識。相形之下，經濟學家要研究的是真實生活，而且往往是亂如麻的真實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來反覆做實驗——人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千人千面，稟賦各異，觀點、經歷和關係也林林總總、錯綜複雜。因此，經濟學家很難聲稱X導致了Y，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斷定因素M、I、T沒有起作用。從歷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從某些方面看，過去發生的事實最接近於經濟學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實驗。當時現代社會尚未出現，歐洲早期移民到達的大多數地方沒有制度。因此，看這些地方制度的演進就像在皮氏培養皿里觀察制度的生長。阿西莫格魯認為我們可以找出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