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裡經濟學家真是一群怪人。過去幾年來，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國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支出。實在是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減少儲蓄？瘋了吧？人們會想，你們這些人倒是不用為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給兒子買房這類很花錢的事兒操心。實際上，辛辛苦苦掙錢，儘可能多存點錢是當今許多中國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並同意人們的這種想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將談到的，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在亞洲處於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國人並沒有比他們的鄰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羅斯人儲蓄得更多。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的儲蓄率低於印度家庭。因此，政策關注點不應落在鼓勵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儲蓄率上。這種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國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比率已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否則，過去五年來官方公布的消費年增長率也不會達到8%～10%，甚至在2008年達到12%。因此，問題不在這裡。我們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體系得以完善，人們自然將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應成為政策關注點。
另外還需要看到，中國整體儲蓄率偏高的原因並不在於家庭儲蓄率高，而是因為企業和政府的高儲蓄率。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設法減少企業和政府的儲蓄也將有助於降低整體儲蓄率。但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維模式，包括建立一個債券市場，以及確保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能夠支付紅利。如果措施得當，我們會發現，家庭也將受益於這類政策調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們將探討中國的高儲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將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損害中國家庭利益的同時降低中國的儲蓄率。這裡，我們將借鑒中美兩國多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家庭的收入應該得到提高。
近年來，中國的儲蓄和投資二者均快速增長，但儲蓄增速更快。儲蓄佔GDP的比重自20世紀90年代末下降之後，從2000年的37.7%躍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儲蓄總額的數據並不僅是家庭儲蓄，還包括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從根本上說，儲蓄就是收入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這些錢被存入銀行，即成為儲蓄。但你也可能選擇將這些錢投資購置機器設備或廠房。投資來源於儲蓄。當你完成了消費和投資後，可能還餘下一些儲蓄，我們稱之為「過剩」儲蓄，因為它們沒有被用掉，或至少沒有在中國國內用掉。如我們在第十二章將看到的，部分剩餘儲蓄可能不得不被輸出中國，投資於國外市場。
因此，在過去10年間，中國的整體儲蓄水平（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在上升；同時，投資規模一直穩定在GDP的40%左右。當然，這並不是說投資增長停滯，而是投資增速與整體經濟增速基本一致。這意味著，中國的「過剩」儲蓄也有所增長。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對中國有著積極的意義。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不同，中國不用從外國借錢來滿足投資需求。實際上，中國根本不需要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資金——中國國內的儲蓄已足夠支持所有投資。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外部市場和管理等「軟」件。今後，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於生產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積資本投入大型基建項目來拉動，因此中國將更迫切地需要這些「軟」件，這樣，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它帶來的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對於中國將更加重要。
但「過剩」儲蓄也會帶來負面影響。「過剩」儲蓄的出現顯示出中國企業和家庭的產出超過其消費和投資，部分地體現為中國的大額貿易順差。那麼，「過剩」儲蓄怎麼會帶來貿易順差呢？
一國的儲蓄和投資模式會反映在其對外貿易賬戶中。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國內經濟失衡，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也同樣失衡。例如，如果一國表現為大額貿易逆差（如美國），那麼它消費和投資多，儲蓄少；如果一國表現為貿易順差（如中國），則情況正好相反：該國的家庭和企業擁有大量儲蓄，儲蓄增速超過投資增速。換句話說，中國的貿易順差反映出儲蓄過剩且投資占支配地位，而美國的貿易逆差反映出美國儲蓄不足。經濟學中的變數總是以一種奇妙的方式相互關聯。
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主要是貿易順差）在2007年達到頂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從2005年開始，貿易順差和「過剩」儲蓄同時快速增長。
當我們談到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時，通常會聯想到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國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也是不容忽視的。企業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並可決定將收入用於支出（消費）或儲蓄。
2008年儲蓄總額約相當於GDP的50%。儲蓄由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構成。近年來，企業儲蓄增幅最大。2005年家庭儲蓄約佔GDP的21.2%，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的GDP佔比分別為6.3%和20%（2005年數據是迄今最近的公開數據）。
同時，三個儲蓄主體都至少會將部分儲蓄用於投資，而「過剩」儲蓄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因其與貿易順差相當）。家庭「過剩」儲蓄約佔GDP的11.7%；政府「過剩」儲蓄僅為GDP的1.1%；而企業儲蓄呈現「赤字」（即企業的投資超過儲蓄，也就是說企業通過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來為投資活動籌資），規模達GDP的8.7%。
中國的高額「過剩」儲蓄主要由大規模的家庭「過剩」儲蓄所致。不過，雖然家庭「過剩」儲蓄規模較大，但近年來未見明顯變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變化的話，就是家庭「過剩」儲蓄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有所下滑。政府「過剩」儲蓄在2004～2005年降至僅為GDP的1.1%。企業儲蓄「赤字」在2004～2005年顯著縮減。這顯然是近年來整體「過剩」儲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業儲蓄「赤字」的縮減可能是由於企業儲蓄水平猛增，我們猜測，導致企業儲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業收入迅速增長以及企業紅利分配製度的缺失（國有企業留存收益，不分配紅利）。這顯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體「過剩」儲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們不應將這種新的經濟失衡歸咎於家庭。
這裡還有一系列問題有待解決。按經濟學原理，一國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費將越多，儲蓄水平則越低。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中國應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應逐步減少。但為什麼中國的「過剩」儲蓄反而有所增加？
為了找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分別來分析中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行為。它們更傾向於消費還是儲蓄？其行為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家庭
隨著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變，人們自然將減少儲蓄嗎？如今，各地消費增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們買車買房，信用卡（在年輕人中代表負儲蓄率的標誌）使用量激增，即使在農村地區，手機、電視等商品也極為普及。那麼，為什麼中國家庭的儲蓄率仍維持高位，並存在大量「過剩」儲蓄呢？
有人試圖以儒家文化鼓勵儲蓄來解釋這種現象。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確實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我們也看到，中國年輕人的消費方式已越來越向美國人靠攏，傳統文化正在發生改變。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釋近五年來中國儲蓄顯著增長的原因，顯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們需要換個思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經濟學家威爾默（Calla Wiemer）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示。威爾默花費大量時間研究了中國的儲蓄數據，她認為導致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主要有兩點。「The Savings Story behind a''s Trade Imbalance」，W Paper，.spp.nus.edu.sg/wp/wp08_08.pdf其一，中國經濟自2002年以來高速增長。根據威爾默的模型，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意味著中國的儲蓄率上升0.45個百分點。這是為什麼？很簡單，經濟增長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於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許影響，大量額外收入被儲蓄而沒有支出。這在中國農村地區更為明顯，那裡的社會保障體系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個原因是，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惠及高收入群體（特別是資產所有者，不論這種資產是商業、房地產還是股票），並沒有提高各層次群體的平均收入。這些高收入人群更傾向於將額外收入儲蓄起來，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四套房子、兩輛汽車，不會再熱衷於多購買幾瓶昂貴的洋酒。
其二，威爾默認為，贍養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儲蓄的一個原因。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中，兒童和老年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