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種感覺。在我生活的上海，經常能看到許多帶著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討；年少的小販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趁著紅綠燈的間隙，向車主兜售商品，他們中的一些人似乎就以橋洞為家；很多百姓居住條件惡劣，20世紀30年代的狹窄里弄里擠滿破舊的房屋，人們還使用公共廁所和公用自來水。這些景象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首都司空見慣，而上海的不同之處在於，那些車流中小商小販們的顧客正開著寶馬、奧迪或保時捷，住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華別墅。類似的情景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能看到。
當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的出口時，中國最貧困的人群——來自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正在承受打擊。雖然沒有確切數據，但據估算，2008年底沿海地區約有2000萬外來務工人員失業，其中大多數人返鄉務農以維持生計，但難以賺取更多收入。那些幸運的保住工作的人，實際工資也大幅減少，在取消了加班費和其他福利後，一些人的實際工資甚至減少了一半多。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國就有約8000萬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由於缺乏統計數據，很難估算目前金融危機造成了多大衝擊，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可能將呈上升趨勢。
一種廣為接受的觀點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一個用於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差異的指標，係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國內學者認為實際的基尼係數可能更高，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國家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本屆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鄉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並在過去五年間一直致力於通過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修訂《勞動合同法》以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扭轉這種失衡局面。
本章中，我們將探討當前中國的城鄉收入不平等問題，以及近年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顯然受到廣泛關注。國內外經濟學家運用各種世界一流的研究方法對這一重要問題做了大量研究。本章中我們將看到一些嚴謹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可能沒有許多人想像的那麼大，反而是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開始前，先作一點說明。2009年4月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發表的一篇關於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受到很多網友的關注。在此謝過。大多數網友關心中國的實際收入失衡程度究竟比官方數據嚴重多少。一些人認為「灰色收入」（包括受賄等非法收入以及未按規定申報納稅的合法收入）是一大問題，有權有錢者的收入因此增長得更多。還有個別發表評論的讀者表達了自己下崗、無力負擔醫療和子女教育的痛苦。也有讀者質疑我所探討的貧富差距這一問題本身，認為這些裝模作樣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調查數據基礎上的，誰會相信官方數據呢？借用另一位讀者的描述，這簡直是「沙灘上蓋樓房」。
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那篇文章沒有考慮「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中，我們將借鑒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教授的研究來修正這一問題，王教授嘗試用一種更準確的方法來衡量實際收入水平，但他的研究只涉及2005年一年的情況，我們仍缺乏歷年的實際收入數據。因此，經濟學家很難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至於如何解決腐敗問題，經濟學家可能會告訴你削減行政機構、高薪養廉。這種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區有效抑制了腐敗。但中國的腐敗問題更難解決，因為中國的司法機構缺乏對政府行政部門的獨立監管，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不過，這不是《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或者本章將要關注的重點。
本章我們將關注城鄉收入差距這一更廣泛的議題。城鄉收入差距是否像許多中國人認為的那樣大？當然，說到「灰色收入」，從媒體報道中不難看出，城市和農村都存在官員受賄問題，城鄉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慮到在城市獲得「灰色收入」的機會更多，我們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數額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報的資金都會影響實際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對城市收入水平的影響更為顯著。不過，這一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會影響這一時期的研究結論。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的政策安排基於官方收入統計數據，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找出證據來，證明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沒有惡化的統計數據有很大問題，那也仍然不失為我們做研究的意義。
另外，還請記住，我們在這裡談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們體驗到的普遍意義上的生活質量。當然，作為經濟研究者，我們也需要考慮生活質量，因此我們也關注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不平等問題。農村地區的失衡問題顯然比城市更嚴重。我會在本書的其他章節討論這一問題。本章中，我們先來關注收入水平。
因此，準確地說，我並沒有否認收入不平等是當前中國的一大問題。這一點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鄉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仍很明顯。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問題。但本章中我試圖說明的是，中國城鄉地區間總體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並未像大多數中國人想像的那樣大。另外，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內部也一樣存在。
如果研究結果顯示過去10年來農村收入水平確實沒有大幅落後於城市收入水平，則將對中央的政策制定產生很大影響。相對於「撒胡椒面」式的向農村投入資金，我們更需要在財富分配上動動腦筋，瞄準那些真正需要補貼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在此方面有所改進，建立了低保制度，貧困家庭可從地方政府獲得補助；但壞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還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標不夠準確，也就是說，許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卻與低保無緣。另外，對低保的發放標準也存在爭議，一個永遠不工作的人是否應得到低保？如果給他補助，會不會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積極性？美國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將失業救助制度限定在兩年之內。但如果不發放失業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該怎麼辦？這確實是一個難題。如果你關注美國和歐洲的動態，就會發現許多發達國家目前也還沒有找到一個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勵人們去工作的社會福利體系。也就是說，整個世界仍有一個共同的疑問：「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地解決社會中的不平等問題？」
讓我們從新中國的歷史開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澤東時代的神話。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自此之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這樣嗎？在毛澤東時代，農村家庭根據各自的需求（或對集體化農業勞動的貢獻大小）分配得到集體產出的一部分。公社醫院和赤腳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樣，在同一個村子內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於政府鼓勵各地區間獨立劃分，耕種高質量土地的農戶的收成就會好於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業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數據不足以估算基尼係數，但明顯體現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澤東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過如果你是黨的幹部，可能能夠利用權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不過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全國大部分私營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著農村人口整體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困。據托馬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鄉收入之比已高達5倍或6倍。
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存在著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得那些擁有資本、技能、創意或者「尋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資源增加個人收入；而那些沒有這些條件的人，在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後，日子則相對難過些。在這種半市場化的經濟體制中，某些行業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時適應新形勢的國企的職工工資降低，福利減少。因此，城市內部整體收入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隨之拉大。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後，勤勞、擅長農耕並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也得以改善其經濟狀況。90年代初農產品價格上漲也使所有農民受益。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但同時，農民工的遷徙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