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場漸進的、獨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事業。自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卻堅定地揮別計畫經濟（國家佔有一切生產資料並決定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轉而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到今天，我們已或多或少地到達了彼岸。GDP飛速增長，意味著百姓收入持續提高，貧困程度大大降低，中產階級迅速壯大。然而，實現這一切，中國政府並非依靠經濟學教科書里學來的大道理。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價格雙軌制，國家主導下的規模非凡的基礎設施建設，其間伴隨著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被證明是已進入經濟學教科書的中國人的創造。與此同時，私有產權保護的相對缺乏並未造成大的問題，民營企業在難以獲得正規融資的情況下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還活得很好——民間融資為它們補充了血液。聯想、海爾、娃哈哈、格蘭仕這些響噹噹的牌子的崛起印證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經驗足以成為很多國家效仿的樣本。
如果你在讀到以上文字時不斷頷首深感贊同，那麼，請你讀一讀黃亞生的最新力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英文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書中，這位麻省理工斯隆學院終身教授以數字和實例為據，發出響亮且頗具說服力的聲音——你被誤導了。此書深刻而全面地質疑了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值得認真閱讀和探討。本章中，我將順著黃亞生的思路回顧近30年來中國經濟走過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思索他得出的結論是否準確。我相信，他對中國的發展歷程中的很多積極方面沒有充分的認識——但他的很多批評十分中肯。
黃亞生的觀點大意為，30年前的改革始於鄉村，並以鄉村為中心。突然之間，農民獲得了自主耕種土地、在城鎮農貿市場出售農副產品獲得收益的自由，從而迅速引發了鄉鎮企業和農村金融（包括正規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榮。1984～1986年間，33%的鄉鎮企業在創立的第一年獲得了銀行貸款（90年代這一比率下降）。這是企業家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數以萬計的農戶爭相拿出畢生的積蓄或從金融機構貸來的資金，辦起了自己的小企業。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貧困群體受到關注，社會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黃亞生舉了年廣久的例子，1983年，這位安徽農民憑藉一把炒勺將「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時積聚起巨大的財富。黃亞生評論道，這是好的模式，因為這是真正的企業家模式。
不過，西方很多經濟學者提出，中國的鄉鎮企業大部分為公有性質。換而言之，這些企業並非家庭經營的企業，而是村和鄉鎮政府辦的企業。但是，鄉鎮企業的巨大成功，使通常認為政府辦不好企業的經濟學家中產生了一個疑問。經濟學家們常有的這一判斷並非全無道理——儘管可能最終走向意識形態的爭執。大量實例證明，多數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辦的企業，通常不會產生好的效益。原因很簡單，官僚機構傾向於將企業的利潤用於別的用途，企業管理模式非常行政化，創新受到壓抑，而且往往會冗員壅塞。因此，這些西方學者面對中國鄉鎮企業煥發出的勃勃生機，百思不得其解。這一矛盾促使部分西方學者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鄉鎮企業。其大意為，80年代中國的整體氛圍對私營企業是不友善的，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猜疑，市場處於被控制的狀態，產權得不到保護，意味著私營企業的財產可能說沒就沒了。正是由於地方政府保護了這些企業，它們才得以生存，擴大投資並壯大。
黃亞生沒有過多地回應這種理論，他的反駁很簡單，「鄉鎮」是地域範疇，而不是所有權的概念。他說，中國大部分鄉鎮企業（包括所有80年代設立的新的鄉鎮企業）並非國家所有，實際上是私有的，80年代後期所有的新增就業都來自私有的鄉鎮企業。1996年，鄉鎮企業就業達到頂峰，13510萬人在鄉鎮企業就業，其中，7560萬人在私人鄉鎮企業就業，集體鄉鎮企業的就業增長要慢得多。黃亞生估算，到1985年，私人鄉鎮企業平均產出比集體鄉鎮企業高出50%～70%，利潤和工資也較後者為高。
因此，黃亞生相信，鄉鎮企業沒有什麼特別「中國的」特色，也不需要什麼理論去解釋鄉鎮企業的成功。它們成功的理由很簡單——創業致富的口子一開，人們就這麼做了。這個國家最富活力的地區擠滿了鄉鎮企業，他舉例說，1987年，溫州的4000家集體鄉鎮企業通過明晰產權改製為股份公司，從而轉變為私營企業。黃亞生認為當時這種產權改制現象的普遍程度要高於此前很多人的推測。不僅浙江，從東北到華中，湧現出大量的私營企業。黃亞生還抨擊了國家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他說，廣受讚譽的「蘇南模式」建立在政府所有制基礎之上，從未真正取得成功。
但是，私營企業究竟是如何在那種制度欠友善的環境中興盛起來的呢？私營企業在法制薄弱的環境下生存下來應該非常困難，而這卻是20世紀80年代的實際情況。對此，黃亞生怎樣作出解釋？
黃亞生的回答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站在企業家一邊。最高領導層公開承諾將採取措施促進經濟自主權改革，公開談論致富道路，接見商業人士，釋放搞活經濟的政策不會動搖的信息。最高層態度轉變本身，即為鄉鎮企業的誕生創造了足夠空間。突然之間，各級官員熱衷於支持這類企業，而不是把它們關掉，這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轉變。要促使市場經濟成熟並發展，需要明確大量詳盡的法律條文和監管規則。但就那個時代來說，私營經濟生命的最初爆發只需一兩句話就足矣。一旦機遇之門打開，對未來的幸福生活滿懷憧憬的人們不需任何理由，即一頭扎進商海里。自然，風險是很大的。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勢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鋒從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間，數萬家私營企業被關閉。換而言之，制度並不是牢不可動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營企業的風險比以前小很多，這就夠了。
時間步入20世紀90年代，也帶我們了解黃亞生世界觀的幾個關鍵點。很多分析家認為，改革在1989～1992年間經歷了短暫痛苦的徘徊之後繼續前行，而在黃亞生眼裡，這段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歷了劇烈的停頓，90年代的增長模式不再同於上一個10年的「企業家型資本主義」，他稱之為「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當時的資料數據非常有限，但黃亞生仍竭力去發現，90年代私營企業的經營被壓縮到哪些領域，就業人數有什麼變化，它們的融資渠道有哪些。1993～2001年間，私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3.3%，而在1981～1989年間，這一比率為21.4%。在1984～1986年間，33%的私營企業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請到銀行貸款，而在1990～2001年間，這一比率下降為26%。90年代初期溫州等地的民間金融遭到嚴厲的清理整頓，曾經對農村私營企業作出重要支持的農村信用合作金融機構，處於更為嚴厲的管控之下。黃亞生指出，整個90年代，農村信用合作機構沒有完全恢複過來。反之，農村地區的商業銀行經過了重組，以服務農業而不是鄉村企業為宗旨。私營企業生存空間的縮小意味著，當時大多數產業仍為國有企業主導；經黃亞生估算，1993～2001年間，真正的私營企業規模僅占產業總規模的22%，遠遠低於很多學者估算的50%。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轉變為以城市為中心，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導。中國社會家庭收入增長情況也發生了轉變，80年代農村家庭收入增長更快，90年代被城鎮家庭反超。90年代，私營企業突然之間求貸無門，這意味著它們只能求助於地下融資市場。地下融資為私營企業帶來了成長機會，但與正規銀行體系信貸相比，融資成本高昂，而且融資規模減小。很多有潛力成長為農民企業家的私營業主萬般無奈，不得不背起行囊，離鄉背井湧向城市，湧向建築工地等各個角落，成為了農民工。
黃亞生指出，90年代社會資源流向了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出局。吸引外國投資的優惠政策與很多本土企業的際遇形成鮮明對比——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稅收減免，更完善的法律保護，以及多項其他優惠。很多中國企業轉而積極尋求外國投資，也有人想出了曲線救國的主意：把資金弄出去，在香港、開曼等地溜達一圈，然後以外資的身份衣錦還鄉（即所謂的「返程投資」），以享受身為外資的種種好處。在此期間，政府隊伍迅速膨脹，公務員人數從90年代的2000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4600萬人。稅基在持續擴大，這在某種程度上很有其積極意義，因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經下滑到了危險的境地。這一狀況在1994年得以改觀，隨著當年分稅制改革的進行，國家稅收開始增加；而且，地方通過賣地實現了政府財力的不斷充實。湧進政府財庫的新財富瀟洒地撒了出去。其結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