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應該是關乎久遠的一類事情——制定遊戲規則。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應該經常變化。1978年以後的政策選擇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改變——進口關稅降低，人口可以流動，國有房屋出售，選擇「宏觀調控」為過熱的經濟降溫，或者以大手筆財政刺激措施為冷清的經濟升溫。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稱為「政策」。因此，該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準確描述過去30年來為我們創造了財富和更大個人自由的這些政策？有觀點認為，中國在政策選擇方面非常具有獨創性，因此認同以「北京共識」一詞來對中國政策選擇加以概括。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詞「華盛頓共識」，是近年來廣受質疑的一套經濟政策。
「北京共識」問世以來經常被人掛在嘴邊。很多人希望，華盛頓所有的一切，北京也應該有——並且事實上能做得更好。尤其當下，全世界被西方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失敗及其後果搞得驚魂未定，「北京共識」更是散發出獨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們走近了細看，就會發現北京這幾年來選擇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其實是非常正統的。同時也有一些非常獨到的做法，再加上運氣也不錯。
所以，本章中，我將試圖評估中國所選用的經濟政策，認真找出中國在哪些領域運用了不屬於正統經濟學範疇的政策。但我並不認同「北京共識」只是搞好公共關係，而經濟一團糟的說法。為了真正理解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將藉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的研究。他對「華盛頓共識」形成了一整套精闢獨到的批評，支持政策干預經濟，也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的極力鼓吹者。有關羅德里克這方面觀點的介紹，可參見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編者注在這種模式下，政府積极參与經濟活動，保護本國成長中的企業免受外國企業競爭。他認為，中國也走上了同樣的路徑。我將在後文中指出羅德里克的觀點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前許多經濟學家認同，幫助貧困國家發展的主要政策就那麼幾條，包括政府運行合理的（即小規模的）財政赤字（或者出現盈餘更好）、降低進口壁壘、保持低通脹、鼓勵外國投資、消除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等。這些政策在過去30年來是世界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大力推薦的藥方。這些機構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是經濟學家眼中的最佳政策。當然原因還有，開放市場有利於美國企業。換而言之，這也是華盛頓的政客們有興趣支持的政策。但是，並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評的，這些想法背後的推手僅僅是商業利益；從核心上說，它們也是不錯的經濟政策。
數年前，駐華盛頓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次提出「華盛頓共識」一詞，與此概念一同記錄的，是世界銀行、IMF、美國財政部以及全世界很多經濟學家的集體智慧，是最一流的經濟學家被廣泛接受的智力結晶。稱其為共識，是因為那些仍有爭議的內容沒有被列入其中。「華盛頓共識」包括十個方面的內容：參.iie./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486。
嚴格財政紀律；政府不應運行大額財政赤字。
加大對教育、基本醫療和基礎設施的公共支出。
開展稅制改革，拓寬稅基，確保邊際稅率適中。
允許市場設定利率水平，並且力爭實際利率（通常）為正，以鼓勵儲蓄。
採用「競爭性」的匯率制度（指不過分估值以便有利於進口和境外融資），但不是為了得到大額貿易順差的競爭性匯率。
實施貿易自由化，取消對進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許可和配額）；普遍建議實施低進口關稅，但威廉姆森認為10%～20%的進口關稅水平是適當的，因為這樣可以給予國內工業一定的保護。
放開外國直接投資，但對境外資本組合放開不作為政策首選。
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此舉可以增加財政資金並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門得到更多擴張機會。
取消約束新企業進入新市場或競爭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國家安全、環保和消費者權益保障方面的法規，以及金融機構監管方面的法規，但不應被濫用。
保護私人財產權。
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這些內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覺得嗎？它不是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綱領。但是「華盛頓共識」的含義被迅速放大，被視為極端自由市場理念的代言人。在陰謀論者眼中，這個詞十分可疑，背後似乎潛伏著總想主宰世界的華盛頓的身影，陰謀論理論家對此深信不疑。批評者以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遭遇為據，以此詞指代所有他們不贊成的政策。此外，過快放開資本賬戶，允許投機資金自由出入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這些政策從未成為「華盛頓共識」的一部分。一些國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為自身宏觀經濟管理一塌糊塗，政府預算必須大砍，意味著公共服務也不得不削減。批評者將這樣的結果歸結到「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身上，指責這些政策忽視民眾。確切地說，我覺得是官僚機構和政府官員們將他們國家的經濟拖入深淵，無視民眾的訴求。很多情況下，IMF通過削減支出等方式試圖應對破產政府留下的窘迫狀況。IMF在一些國家的做法確實稱得上過了頭，也犯下了錯誤。但我認為很多針對他們的批評言過其實，不論如何，「華盛頓共識」一詞變了味，成了毒蘋果。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左翼批評者轉而尋求另一種「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來經濟飛速增長，沒有發生任何危機，沒靠IMF給一分錢的中國好似橫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顯然遠離了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有毒」建議。因此，國際上的左翼批評家撫掌盛讚中國的發展成就，卻並不十分清楚後者到底採用了怎樣的政策，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究竟在哪裡。他們只不過假定中國模式是一種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證據表明，華盛頓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別的道路來。
當然，很多中國人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的非凡經濟成就感到十分驕傲。但很多人清楚，這些成就的取得來自這個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中，而不是遠離市場。由此我們觸及以中國的成就來抨擊「華盛頓共識」的觀點存在的核心問題。他們忘記了，儘管沒有IMF的參與，中國也採取了或者說轉向實施了大量務實、理性、有利商業發展的政策。當然，中國並未實施這類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讓我們來逐項列出這些年來中國走出的腳印：
嚴格財政紀律，運行溫和的財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規模。
20世紀90年代將教育和基礎醫療方面的支出壓縮到很低的水平，但從2000年以後又開始增加對這些領域的財政投入，減少對國企的補貼。
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稅基得以擴大，邊際稅率適中。
貸款利率仍由央行確定，同時給商業銀行一定的靈活性。儲蓄受到鼓勵，儘管實際存款利率經常為負數。
避免了犯下貨幣過度估值的錯誤。實際上，鑒於巨額貿易順差，自2004年以來人民幣政策或許可以稱得上過於「競爭性」（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
中國開放貿易。相對較高的進口關稅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鎔基任內下調，2001年加入WTO後再度下調。關稅下調對於中國經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迫使國內企業與進口競爭。
大力吸引製造業外商投資。服務業和農業方面對外國直接投資有較多限制。限制資本組合流入（指那類不投資於實物資產或所有權，因而也能迅速撤離的資金），但這從來不是「華盛頓共識」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倒閉或重組改革。這一過程經常伴隨著腐敗行為。但是，國家保留了對大型國企的掌控，現在這些企業已經成為行業巨頭。
取消部分商業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業的市場准入方面仍嚴格限制。
在保護私人財產權方面採取了一些動作。
簡單地說，儘管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如私有化政策），中國所採用的經濟政策在很多方面與「華盛頓共識」一致。當然，某些時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國壓縮公共醫療和教育支出，顯然不是好的政策。還有，使大型國企做大做強為行業巨頭，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匯率政策方面，過去30年的大多數時候人民幣匯率政策與「華盛頓共識」一致，只是在近幾年出現差異。總的看來，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可能超過了大多數經濟學家感覺適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國確實幹得不壞。從多種意義上說，中國甚至堪稱穩健經濟政策的典範。
然而，也有人不這麼認為。在一些人眼中，中國是與眾不同的。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