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世界正在經曆數十年不遇的嚴重經濟危機，許多人眼巴巴地瞧著東方尋找未來。不僅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要過好幾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這場危機標誌著西方退出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開始，同時也標誌著亞洲尤其是中國將再度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在距今並不久遠的時候，中國失去了那個位子。
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其無人比肩的地位彷彿當今之美國。如果中國經濟延續當前的增長勢頭，一兩代人之後中國將再度實現榮耀。今天，中國經濟產出僅佔世界總產出的6%。深刻理解那些造就中國經濟的富庶，而後又將之摧毀的力量，對於每位嚴謹的中國經濟觀察者來說，都至關重要。因此，不妨將本書的第一章視為「中國經濟史入門」——歷史的脈絡將引領我們了解這個國家曾如何登上全球經濟的巔峰，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又怎樣從這個位子上摔了下來。擔任本章嚮導的是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教授，他不僅對中國經濟史進行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經濟史學的權威，他付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追尋久遠的歷史和數據。麥迪遜個人主頁.ggdet/Maddison。他近期的著作有tours of the World Ey 1-2030（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近期重新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著作ese Eic Performan the LongRun，960-2030（OECD，2007年）堪稱傑作。譬如，或許正是通過他的估算，我們才得以知道10世紀至15世紀期間，中國的人均GDP要高於歐洲，182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33%（2003年中國GDP的全球佔比為這個數字的一半）。麥迪遜閱讀了大量史料，其中大多為中國學者的研究和記載。中國人對待自身歷史的嚴謹態度很少有別的民族能夠相比，也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歷史文獻和資料。不過並不令人意外的一點是，伴隨著一個個王朝的迎來送往，宮廷幕幃深處的密謀、王侯將相的沉浮佔據了史籍的主題，這個國家的經濟史相對被忽略。或許，應該作出改變了。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迥異於宋、明、清等王朝統治時期的國家：以工業為主導，不再是農業社會；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見了游牧民族的覬覦和侵擾；全球貿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與絲綢之路時期相比）；同樣未曾有過的還有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然而徜徉歷史，我們仍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時而躍於歷史畫卷之上。譬如，官僚機構與商業精英之間的關係隨著歷史演進而變化，有時候是健康的（如宋朝），有時候很糟糕（如明朝後期）。再如，當今農業在經濟中的地位不如以前顯著，但政府仍將農業問題視為國家政策的重心。
華夏大地經歷的第一次重要的經濟轉型發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個王朝，儘管總的說來經濟凋敝困頓，但為宋朝時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第一次轉型打下了基礎。短暫的秦王朝統治殘暴，秦始皇因實現中國統一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筆，但鑒於這位帝王焚書坑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實在沒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絲。漢朝一度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實現經濟轉型，並且最終陷入國家分裂。隋朝時期，中國重獲統一，在全國推行均田法（將土地耕種自由還給農民）。但隋朝將有限的賦稅收入用於開鑿大運河和軍事遠征，因而這一增長模式未能持續。唐朝迎來經濟繁榮的盛世景象，對外貿易取得很大發展。但是商業（包括鹽業）仍然在國家專賣制度下鮮有發展，土地國有制度最終崩潰，相應的稅基消失。宋朝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歷史走進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佔開封，宋王朝被迫南遷為界，宋朝分為北宋和南宋兩段時期。不論遷都之前還是之後，中國經濟均達到了繁榮的程度。鑒於遷都的不菲代價，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時期，人均收入增長了30%，人口增長了1倍至接近1億，與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稱革命性的變化。1127年，宋朝都城由開封遷至臨安（今杭州），那時臨安還只是個東部沿海的村莊。當時，大量人口為躲避金人統治而南遷。移民在南方進行了大規模的圍海造田活動，官府興修了灌溉設施，並從越南引進早熟稻種占城稻，使得南宋經濟持續繁榮。耕地不足迫使農民不斷想辦法開墾新的耕地，發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遷後糧食運輸可以藉助大運河漕運，從而降低了糧食運輸成本，這在此前各個朝代都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可以說，這是經濟繁榮的第一個理由，即農業生產力的繁榮以及耕地面積的擴大。由於當時中國是農業經濟體，這一點很關鍵，但還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術創新的繁榮時期。活字印刷技術帶來了造紙業的興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傳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會流動性。我們將在第六章詳細談到，時至今日，教育仍是關乎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四川的商人中間開始流通起有金銀鑄幣支撐的「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歐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後來才知道，從易物貿易到藉助貨幣大大地節省了交易成本。對世界經濟敞開門戶也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繁榮發揮了作用。福建的造船業興盛起來——既為滿足沿海軍事防禦需求，也是貿易的需要，大宋與中東、南亞的遠洋貿易發展起來。作為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術都大量湧入臨安。臨安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羅馬、佛羅倫薩、阿姆斯特丹、倫敦，都在它之後。
宋朝富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儘管官營壟斷了鹽酒茶的生產和貿易，但民間工商業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私營的鋼鐵廠生產出不斷改進的生產工具。工商業獲得極大發展，市肆中興起各種行會（公所），決定並管理著市場價格。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歐洲城市中的行業公會組織被認為對創建歐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會在中國的形成，比歐洲早了500年。
但是，這些行會沒有像歐洲那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國自上而下成一統的官僚體系，是資本主義萌芽未獲充分發展的原因之一。有志於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鄉紳富室可以通過科舉登朝入仕。對很多人而言，這是脫離有風險的商人命運，步入擁有穩定收入和體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徑。有學者認為，這一點導致資本主義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發展起來。（下面還將談到）。
宋朝對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長期以來中國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條件下千方百計增加糧食產量的不懈努力的一個側影。在中國，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國和歐洲的這一比率分別為19%和28%。請看錶1.4，1993年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08公頃，同期美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73公頃，印度人均耕地面積為0.19公頃。在中國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始終伴隨著耕地面積的極度匱乏。隨著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於耕地不足，人們大面積上山毀林墾荒，禁止拋荒的做法在中國比歐洲早了8個世紀。中國從未像18世紀的歐洲國家那樣，出現「公共」的地塊用於放牧。時至今日，土地都被用於農業耕種。
耕地的缺乏不僅深深影響經濟發展，也給中國文化和飲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國飲食結構中蛋白質主要來源於雞肉和豬肉，這類家禽（畜）的飼養不需要專門的農場，因而更為經濟。此外還有豆類和淡水魚類。阿根廷人喜食牛肉，僅僅是因為天賜的巨大草場使他們得以享受這種奢侈。在中國歷史中，官僚體制一般都對農桑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如興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農作物品種培育，修建糧倉（用于軍事征伐），印發農事指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給予了極大的便利）。這些做法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而提高農業生產力是應對人口持續增長的唯一辦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並不總是將商人階層看成朋友，這一點在明朝尤為明顯。
經歷了元朝末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瘟疫災難之後，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會恢複了穩定，但經濟沒有出現較大勃興，科技創新也比宋朝時少了很多。明朝初年，開國皇帝洪武大帝試圖使農業實現自給自足，切斷鄉村與市鎮間的聯繫。他輕視商業，對商人苛以重稅，強制小工商業者每月一次登記貨品（設立這種多餘的規則是官僚體系提高商業成本的慣用手法），限制商人參加科舉考試。但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發展成熟，商人的地位發生了很大轉變，並對其與官僚階層的階級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商人得以為國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項目融資，參與鹽的壟斷經營。明朝還設立了專門的商籍，商人階層再次獲得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文官的機會。
15世紀初葉，位於北京的紫禁城開始動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運河得到修復。大運河在宋朝都城南遷之後被棄置，而明朝將都城遷往北京顯然是出於對北方蒙古人侵擾的擔憂（換成別人可能遷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