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長站在齊大庸辦公室門口說：「齊大庸，那個案子準備得怎麼樣了？重案隊的劉保國來電話了，讓你去測謊呢！」
齊大庸點上一支煙，轉過身來說：「那個案子我幹不了！我媳婦兒就是發案單位的，電話里她把情況和我說了說，她也給懷疑上了，不讓回家了。」
「不會因為是你媳婦兒單位，你就幹不了吧？」所長說。
齊大庸吐了一口煙：「我齊大庸肚子里還沒那花花腸子。我問過我媳婦兒，根本就是他們單位內部管理混亂造成的，錢丟了十天都不知道，等知道了，誰都想不起來什麼時候丟的。這個案子一點兒偵破條件都不具備，重案隊連個偵查範圍都確定不了，你叫我怎麼測？按照規定，我應當迴避！」
「不是情況特殊嗎？莫小蘋是新手，除了你，還有誰能測謊？」所長說。
「師傅，要不，就去看看？」莫小蘋一心一意想去。這幾天，她把齊大庸給的書都仔細讀了，就盼著有案子來找他們去測謊，好見識見識師傅測謊的場面，早點兒掌握測謊技術。
齊大庸和莫小蘋帶著測謊儀去了工商銀行分行。劉保國見了齊大庸像見了救命稻草一樣，拉住齊大庸的胳膊說：「大齊，我真怕你不來。案子看著簡單，我他媽的還吹牛說不出三天就拿下呢！都快十天了，騎虎難下了。哥們兒，你得救救我！」
齊大庸給莫小蘋介紹：「這是劉隊。我當刑警時的一個小兄弟，現在是重案隊隊長。」
他們邊說邊走，進了一間辦公室。劉保國把厚厚一沓材料擺在齊大庸面前：「這是弟兄們這些天搞的，你先看看。」
「看什麼看！你給我說說就行了！」齊大庸把材料一推。
案子發生的時間基本上可以確定在報案前十天，因為那天之前，主管行長、部門經理、金庫主管還有營業室主管四個人剛搞過例行對賬，四個人都看見那四十萬美元還在呢，每個人還都清點了一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賬目是清的。從第二天開始，那四十萬美元裝在錢箱里，在九個女營業員之間輪換交接，每人當一天班，當九個女營業員都輪了一遍後，四十萬美元不翼而飛。每天上班後，當班的那個女營業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金庫取出裝著四十萬美元的錢箱，經過走廊、辦公室、營業室，拿到外幣專櫃。錢箱是鐵的，裡邊裝著當天流動的各種外幣，每種外幣裝在一個專用的紙袋裡。每天下班前，當班女營業員會把裝著四十萬元美元的錢箱交給第二天的當班人，然後第二天的當班人拿著錢箱原路送回金庫。九個女營業員每天交接班的時候都說在錢箱里見到有那裝有四十萬美元的袋子，可是第十天中午，姚婷受理一個取外幣業務，抬手到錢箱里拿美元的時候，卻發現放美元的地方空了。
姚婷是齊大庸的妻子，那天本來不該她當班，該當班的是個正在餵奶的營業員，她幾個月大的孩子病了，求姚婷換一個班。姚婷好心替一個班，沒想到替出了災禍。
行長問姚婷，早上從金庫里拿出錢箱的時候見到美元沒有？姚婷想了想，好像見到了，又好像沒見到。行長命令餵奶的營業員火速趕回來。餵奶的營業員一口咬定頭天交接的時候看見美元了，就在錢箱里，送金庫了。餵奶營業員上一班的營業員又被叫來……行長像拆毛衣一樣拉著線頭往前扯，直至第九個營業員被叫來問詢，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美元分文不少地交給下一班了，不是在自己手上丟失的。沒辦法，行長報了案。
刑警來了。最緊張的是姚婷，是她先發現美元沒有的，又記不清早上究竟見沒見到美元。就算暫且確定美元是在姚婷當班時被盜的，那麼得從案發前一天下午五點餵奶營業員把錢箱送進金庫後計算，是哪個環節和時間段被盜的？是錢箱送進金庫的夜裡？還是錢箱從金庫取出經過的走廊、辦公室、營業室？還是外幣櫃檯？何況還不能確定就是在姚婷當班時被盜的。
根據刑警了解，分行管理混亂，雖然要求交接班的時候清點現金，而實際上只進行賬目和鑰匙的交接，很少清點錢數，平常錢箱就放在外幣櫃檯上，經常不鎖，外幣櫃檯與營業室是相通的，有資格進出營業室和外幣專櫃的人員有三十多人。姚婷是當天的當班人，都記不清究竟看沒看見美元，也很難說前八天當班的營業員記憶準確，誰能保證她們不是因為怕被懷疑才那麼說的？
刑警認為這個盜竊案有好幾種可能，第一，交班清點的時候給截留了；第二，營業員和盜賊勾結，從櫃檯悄悄遞出去；第三，營業室里其他工作人員順手牽羊；第四，金庫人員監守自盜；第五，交易時營業員錯付了。
第四和第五個可能很快被否定了。錢箱送進金庫時是鎖著的，金庫人員沒鑰匙，錢箱上沒發現撬盜痕迹，也沒提取到可疑指紋，錢箱上的鎖，經過微量元素檢驗，也沒有使用新配的鑰匙開過的痕迹。另外，發案的那十天里只來了一個顧客辦理美元業務，結果姚婷發現美元不見了，那個顧客根本沒交易，也就不存在錯付的可能。
第一種和第二種可能只能發生在九個女營業員身上，所以，刑警第一步就把九個女營業員列為重點調查對象，開始的時候還允許她們和家裡電話聯繫，就說在分行集中學習。後來乾脆不讓與外界聯繫了，那個餵奶的營業員，回家餵奶都有人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