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風從東河猛地刮來，攥緊了正沿著第三十大道快步行進的凱·斯卡佩塔醫生的外套。
再過一周就到聖誕節了，但她感受不到一絲節日氣氛，滿腦子想的都是曼哈頓接連發生的三角慘案，由不幸和死亡串聯起的三個頂點。她身後是公墓，一頂寬大的白帳篷里堆放著依然身份不明或從一開始就無人認領的真空包裝的人體殘骸。左邊前方的哥特式紅磚房是紐約貝爾維尤精神病院，現在成了無家可歸者的庇護所。精神病院對面是首席法醫辦公室的裝載間和平台，那裡，一扇灰色鋼鐵車庫門敞開著，一輛卡車從中倒出，卸下了更多膠合板。今天停屍間嘈雜一片，樓道里不斷傳來敲擊聲，像一個圓形露天劇場。停屍間的技術人員馬不停蹄地忙著組裝松木棺材——成人大小的、嬰兒大小的，疲於應付波特墓園裡不斷增長的城市葬禮需求。這和當前經濟不景氣息息相關。一切都是。
斯卡佩塔已經開始後悔不該用紙板盒帶乾酪牛肉漢堡包和薯條來上班。這些食物在紐約大學法學院食堂供餐線上的加熱櫃里放了多久了？已經來不及吃午餐了，三點眼看就要到了，那食物是否還可口可想而知，但沒有時間去訂餐或去沙拉吧吃些健康食品，更別說吃她真正喜歡的東西了。今天截至當前，已經發生了十五起案子，自殺、事故、謀殺、沒有醫生救治而病死的窮人，甚至更悲慘的：獨自死去的人。
她想趕個早，於是六點就開始工作，九點時解剖完了頭兩具屍體，她把最糟糕的留到最後——那是一個身受重傷、有偽影 的年輕女子，解剖起來既費時又複雜。斯卡佩塔已經在托尼·達里恩身上花了五個多小時，一絲不苟地畫詳細圖表和做筆記，拍了幾張照片，把她整個大腦放進了一桶福爾馬林溶液中以便進一步研究，比平時提取和保存了更多管裝液體、人體器官和組織，但凡遇到一起怪異的案例，她都會竭盡所能、事無巨細地搜集所有資料並倣詳細記錄，這起案件之所以怪異並非它異乎尋常，而是因為它本身自相矛盾。
這個二十六歲女人的神情和死因平凡得令人沮喪，不需要長時間驗屍就能回答最基本的問題。她是被鈍器所傷，後腦勺上一擊致命，兇器表面也許塗了多種顏料。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令人費解。黎明前不久，她的屍體在距離東一一〇大街約三十英尺的中央公園邊緣被發現，據推斷，她是昨晚在雨中慢跑時遭姦殺。她的運動短褲和內褲被褪到了腳踝邊，抓絨運動胸罩被推到了乳房上。抓絨圍巾在她的脖子上牢牢打了個雙結，乍一看，警方和首席法醫辦公室的法醫調查員認為她是被自己的一件衣物給勒死的。
但她不是。斯卡佩塔在停屍間檢查她的屍體時發現沒有什麼能證明她是被圍巾勒死的，她的死甚至和圍巾根本扯不上關係，沒有窒息的痕迹，沒有諸如發紅或淤青等主要反應，只在脖子上有條發乾的擦傷，圍巾應該是人死後才繫上去的。兇手肯定是先把她砸暈，之後再用圍巾勒她，也許是沒有意識到她已然斷氣。果真如此，那她和死者待了多長時間？根據挫傷和腫脹情況，以及她大腦表皮的出血情況可以判斷她受傷後還活了一段時間，也許有幾個小時。然而現場留下的血跡很少。如若不把屍體翻轉過來，她後腦勺上的傷痕差點被忽略，一點五英寸的割傷，腫得很厲害，但傷口只流出了些微液體，雨水把血沖刷殆盡。
斯卡佩塔嚴重懷疑，頭皮割傷必定會大量出血，而一場時斷時續、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大小的雨不太可能把托尼茂密長發中的大部分血衝掉。是否有可能在那個寒冬雨夜，襲擊者打碎了她的腦殼後，和她在戶外待了很長時間，最後才把一條圍巾牢系在她的脖子上，確保她不能活著把這件事說出去？還是說綁帶是性暴力儀式的一部分？這具僵硬青紫的屍體為什麼看上去像是在大聲抗議犯罪現場所顯示的信息？表面上看，她昨晚死在公園，死亡時間長達三十六個小時。斯卡佩塔對這起案子感到迷惑不解。也許是她多慮了，也許是她無法清晰思考，因為她飽受折磨，血糖低，這一整天除了喝咖啡外沒吃過東西，還有許多原因。
下午三點的全員大會她要遲到了，她得在六點前趕回家，和丈夫本頓·韋斯利去健身房，再共進晚餐，然後還要趕去，這是她最不想做的事情。她真不該同意上「克里斯賓播報」欄目。她究竟是中了什麼邪才會同意和卡利·克里斯賓一同上節目，談論人死後頭髮的變化和顯微鏡的重要性以及法醫科學的其他分支。正因為斯卡佩塔捲入了娛樂產業，法醫科學才遭到了人們的誤解。她拎著盒裝午餐穿過裝載間，那裡碼滿了辦公室的紙箱、板條箱以及停屍間供應品、金屬手推車、輪床和膠合板。她經過時保安正在有機玻璃後忙著接電話，幾乎沒有看她一眼。
在一條斜坡頂端，她用脖子上弔掛的磁卡打開了一扇沉重的金屬門，進入了地下通道。白色地下通道瓷磚打著水鴨綠高光，眾多欄杆四通八達，卻又不知道通往何處。她剛在這裡當兼職法醫時經常迷路，結果走到人類學實驗室而不是神經病患者實驗室或心臟病患者實驗室；走進了男更衣室而不是女更衣室；要不就是走到了分解室而不是屍體解剖主室；再不然就是走錯到冷藏室或樓梯井甚至在她上了那個老的鋼製電梯後上錯了樓層。
不過她很快就掌握了這裡的平面布局和合理的環形結構，起點是平台。它像裝載間一樣位於一扇巨大的車庫門後。一有屍體被驗屍員運輸隊送過來，擔架就會被放到平台上，然後從門上的輻射探測器下經過。如果沒有警報響起顯示存在放射性物體，比如在某些癌症治療中使用的放射性藥物，則下一站就是地磅，在那裡，屍體會被稱重和測量。這之後的去向取決於它的狀況。如果情況糟糕或被認為對生者會構成潛在危險，那麼屍體就會被送進分解室旁邊的步入式分解冷藏室，在那裡，屍體將在特殊通風和其他保護措施下進行獨立解剖。
如果屍體狀況良好，就將被推進平台右邊的樓道，這段旅程會在某個點上根據屍體的結構分解步驟做各種停留：X光室、組織樣本存儲室、法醫人類學實驗室，再經過兩間儲存尚未檢驗的屍體的步入式冷藏室，用電梯送到樓上的鑒定室、證據存放室、神經病患者室、心臟病患者室、解剖主室。案子一結束，準備「釋放」屍體時，它就完成了一整個循環，復回到平台，不過是通過另一個步入式冷藏室，托尼·達里恩此刻應該就在那裡，裝在一個密封袋裡，放在擱架上。
但她不在。她正躺在冷藏室不鏽鋼門前的一張輪床上，身份鑒定員在她的脖子上圍了條藍床單，一直到下巴上。
「你在做什麼？」斯卡佩塔問。
「樓上發生了一點小騷動。她家人要看她。」
「誰？為什麼？」
「她媽媽在休息室，沒看到自己女兒不肯走。別擔心。我來處理就行了。」那位鑒定員名叫雷內，約莫三十五歲，留著黑色捲髮，一雙眼睛暗如烏木，在處理家庭問題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賦。如果有人是她擺不平的，那就不是小事一樁了。雷內能化解任何糾紛。
「我想死者的父親已經做了身份記錄。」斯卡佩塔說。
「他填好了表格，然後我給他看了你上傳給我的照片——就在你去食堂之前。幾分鐘後，死者的母親進來了，他們倆就開始在休息室吵了起來，我打算去勸架的，最後死者父親氣沖沖走了。」
「他們離婚了？」
「顯然對對方恨之入骨。她堅持要看到屍體，得不到允許死活不罷休。」雷內用戴著紫色丁腈橡膠手套的手拂去了那個已死女人額頭上的一縷濕發，又將幾縷夾到了她耳後，確保不露出解剖造成的傷口。「我知道你幾分鐘之內有個全員大會。這個讓我來負責好了。」她看著斯卡佩塔手裡拿的紙板盒。「你還沒吃午餐？你今天吃過什麼？不會跟往常一樣什麼都沒吃吧。你體重減輕了多少？到最後你會被誤當作骷髏送進人類學實驗室。」
「他們在休息室吵什麼？」斯卡佩塔問。
「屍體的安葬地。母親想將女兒葬在長島，父親卻想葬在新澤西。母親想舉辦葬禮，父親卻想火化。兩人都爭著要她。」她又摸了摸死者的屍體，好像它是談話的一部分似的，「接著他們開始相互指責，涉及的內容無所不有。他們吵得昏天黑地，其間，愛迪生醫生都出來了。」
愛迪生醫生是紐約的首席法醫，也是斯卡佩塔在紐約工作時的上司。在斯卡佩塔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不是自己當首席法醫，就是當私營業主，至今仍不太適應被人管束。但是她也不想負責管理紐約首席法醫辦公室，就算是有人請她或有這個可能性她也不願接這燙手山芋。管理這麼一間重要的辦公室就像當大都市的市長一樣。
「嗯，你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後果。」斯卡佩塔說，「這麼吵下去，屍體哪兒都去不了。除非接到法令，我們要限制放行。你把照片給死者母親看後情況如何？」
「我試過，但她不願看。她說她要看她女兒本人，否則不走。」
「她在家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