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費里奈利的姨媽講述著關於一顆德國士兵頭顱的逸事。
那名士兵死於二戰，幾年前他的頭顱被發現埋在波蘭某地的沙堆里。她告訴露西，乾旱的環境使得他那雅利安人特有的金色短髮和漂亮五官毫無腐蝕，連下巴上的短髭都清晰可見。斯卡佩塔是以法醫學講師的身份，在波蘭一所法醫學院展示櫃里看見那顆頭顱的。
「他的門牙斷了，」斯卡佩塔繼續講述，一邊解釋，她認為這名年輕納粹士兵的斷牙並非驗屍時人為造成或生前留下的傷口，而全是因為他疏於關注自己的牙齒健康。「右太陽穴有一處槍擊傷痕，」她指出他的死亡原因，「彈孔角度顯示出槍口的方位一朝下。在自殺案例中，槍口通常垂直或者朝上。在這起案例中沒發現彈藥灰，因為傷口已經清理乾淨。傷口周圍的毛髮在停屍間被剃光了。這具乾枯的遺體曾被送去那裡以確認最終死亡時間。至少我在波莫瑞法醫學院演講期間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
露西在德國東北邊境停車接受搜查時忽然想起那名納粹士兵的屍體，唯一的理由就是，眼前這位藍眼珠的德國警衛太英俊了，而且年輕得不該染上倦怠的習氣，那是他將身體探入她的賓士車，拿手電筒掃射皮革后座時顯露出來的。接著他掃射車子地板上的黑色地毯，強烈的光線照亮了后座那隻刮痕累累的皮革公文包和紅色耐克旅行包。他迅速朝副駕駛座掃了幾下，然後走向行李廂，啪地打開，匆匆瞟了眼便又關上了。
要是他勤快些，拉開那兩隻旅行包的拉鏈，伸手翻檢，便會發現一支防身棒。它看似一支釣魚竿的黑色橡皮把手，但只要手腕輕輕一抖，便能將它伸展成一支兩英寸長，能夠擊碎骨頭、震裂內臟等柔軟組織的碳鋼細棒。
露西已準備好解釋一番，因為這器械大概只有執法人員見識過。她打算辯稱那是護花心切的男友送她防身的，因為她是個職業女性，時常四處奔波。她還會故作靦腆地解釋，其實她並不知道該怎麼用，可男友堅持要她帶著並保證放在車上不會有問題。就算被警察搜到了，那又如何？露西鬆了口氣，它並沒被發現。那位身穿淡綠色制服、在崗哨亭里査驗她護照的警衛似乎沒覺得這個在夜裡獨自駕駛賓士車的年輕美國女子有什麼異樣。
「你這趟旅行的目的？」他用古怪的英語問道。
「洽公。」她預先準備了答案，不過沒有細說是什麼業務。
他拿起話筒說了些什麼。露西無法理解，只感覺他的話和自己無關，就算有關也無所謂。反正她早就作好接受行李搜查的準備，也預料到會被連番質問，然而，這名讓她聯想起士兵頭顱的警衛將護照還給了她。
「謝了。」她禮貌地說，暗暗給他貼上「可悲小丑」的標籤。
這世界充滿像他這樣愚蠢的懶人。
他揮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驅車向前，穿過邊境進入波蘭，另一名警衛，這回是個波蘭人，又將同樣程序操演一遍。沒有盤問，沒有徹底搜查，除了無聊與倦意更無其他。太容易了。莫名的疑慮突如其來。她提醒自己絕不能相信太過容易的事，接著她開始想像蓋世太保和納粹近衛隊士兵，歷史的殘酷歷歷在目。恐懼如體熱般襲來，毫無根據非理性的恐懼。她想起曾在書上讀過的波蘭人被異族征服、改名換姓在戰爭中苟活的歷史，風衣底下冷汗涔涔。
那和本頓·韋斯利的處境沒什麼不同。露西不禁想，要是他知道她去了波蘭，不知會有什麼想法和感受。她沒有一天不活在他的陰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