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家的客房面對著河流。過去幾天，我在窗前布置了一張臨時書桌：搬了一張小桌子，在上面蓋上一塊布以免刮傷光滑的表面，然後從書房裡拿來一把蘋果綠的英式皮革旋轉椅。起初我很困擾，因為忘了把筆記本電腦帶來，不過我馬上發現使用鋼筆和紙張，任由思緒流過指尖轉化成泛光的墨跡，能獲得意外的寬慰。我的字很難看，或許得歸咎於我長期所從事的職業。某些工作日我得簽名或寫名字縮寫多達五百次，此外經常戴著沾血的手套潦草地記錄驗屍結果和檢測數據也多少造成了影響。
我在安娜家逐漸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早晨溜進廚房倒上一杯咖啡——預設在五點半就開始煮的——然後回到房間把門關上，坐在那方幽暗的窗戶前開始寫東西。第一個早晨寫的是我在法醫學院開設的下一個死亡調查班的課程規劃。只是當第一道曙光照亮河水的時候，惡性交通事故、窒息、法醫放射學的概念全部遠離了我的腦海。
這天早晨我照例忠實地觀賞著這幕演出。六點半黑暗轉成一片炭灰，幾分鐘之內光禿禿的梧桐和橡樹的輪廓已隱隱浮現，接著眼前的暗沉一片變得水陸分明。多數時候河水都比空氣溫暖，霧氣在詹姆斯河上翻騰。此刻看來那河流更是如冥河一般，幾乎可以瞧見一個如幽靈般衣衫襤褸的瘦削男子以竿撐船，從迷霧薄紗中飄過。將近八點，時有動物打破寧靜。這一陣它們已成為我極大的慰藉。我愛上了那些群聚在安娜屋前埠頭上聒噪不止的加拿大雁。松鼠在樹頂忙上忙下，尾巴似暗灰色煙團般高卷著。野鳥在窗前流連，盯著我，彷彿好奇我在窺探些什麼。鹿從河對岸的蕭瑟樹林中奔過。紅尾鷹向地面俯衝。
我和白頭雕也有短暫而珍貴的邂逅。它們那巨大的羽翼、白色的腦袋和尾羽非常醒目。我見到它們很寬心，因為它們總是獨自翱翔於高空，不像其他鳥類那樣疲於奔忙。它們來問盤旋，偶爾停歇於樹枝卻從不久留。就像詩人愛默生，我不禁痴想，它們是否也正傳送給我什麼信息呢？大自然是慈悲的，但近來我生活的其餘部分卻並非如此。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我依然被放逐在安娜的房子里。至少我是這麼看待自己的處境的。時間悠緩地流逝，幾乎停滯了，就像窗外的那條河。我的生命之流正朝某個未知的方向轉彎，再也沒有回頭的可能。聖誕假期來了又去，我手上的石膏也已換成了愛司繃帶和夾板。我租了輛車，因為我的那輛賓士被警方扣押以作進一步調查，停放在賀爾街和商業街之間的保管場。那裡並沒有警察全天候巡邏，也沒有警犬看守。就在新年前夕，有人敲破我的車窗玻璃，偷走了裡面的雙頻無線電、AM-FM收音機和CD唱盤，天知道還拿走了什麼。證據足夠多了，我對馬里諾說。
尚多內案的調查有了新的進展。不出我所料，一九九七年蘇珊·普雷斯案的精液DNA鑒定中只用了四個基因座進行比對。直到現在，紐約的法醫辦公室在作初期鑒定時仍然如此，因為那是他們內部執行的檢測，較為經濟。他們將冷藏篩取檢體拿出來再次進行比對，使用了十五個基因座，結果真的不相符。精液檢體的所有人並不是讓-巴蒂斯特·尚多內，也不是他的弟弟托馬斯。可是相似的等位基因數量非常多，DNA圖譜又極為相近，我們只能假設他們可能還有一位兄弟，蘇珊身上的精液系此人所有。我們全都傻了眼，博格為此傷透腦筋。「DNA告訴了我們事實，也愚弄了我們一把。」博格在電話那頭對我說。尚多內的齒列特徵符合屍體上的咬痕，他還留下了唾液和毛髮，可是他並沒有在蘇珊·普雷斯死亡前和她交媾。這樣的證據或許還站不住腳，必須由紐約的大陪審團決定這是否足以構成起訴條件。當博格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只覺得諷刺。要起訴我怎麼就沒有罪證不足的問題，只憑著傳言、臆測的動機，加上我用尖頭錘和烤肉醬做實驗的事實？
幾周過去，我靜候法院傳票的到來。昨天終於等到了。那位法院助理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時一如往常情緒高昂，我猜他並不知道在此案中我是被告而不是專家證人。在接受大陪審團的問詢之前，我還必須先到約翰·馬歇爾法院大樓三〇二號法庭去作證。大陪審團聽證會則是定在二月一日周二下午兩點舉行。
七點剛過，我站在衣櫥前翻著成排的襯衫和套裝，思考著今天該做的事。傑克·費爾丁已經告訴我，辦公室今天接獲了六具屍體，兩個法醫同事要到法院作證。另外，我和米歇爾州長約了十點開個電話會議。我挑了一身黑底藍色細條紋的套裝和一件法式袖口的藍襯衫，然後晃到廚房又喝了杯咖啡，吃了碗露西帶來的高蛋白麥片。她送來的這脆硬無比的健康食品差點讓我咬斷了牙齒，我忍不住苦笑，外甥女堅持要我像火鳳凰那樣超然於生活的泥沼。我洗了餐盤，換上衣服，正要出門時尋呼機突然響起，上面顯示的是馬里諾的電話號碼，後面接著「911」。
停在安娜車道上的車是最近我生活上的一點小改變——租來的。這輛深藍色福特探路者的內部有股陳年煙臭味，除非我聽馬里諾的勸放入一個空氣清香劑，否則這氣味永遠不會消散。我把手機連上電源轉換器後給馬里諾回電。
「你在哪裡？」他開口就問。
「正要開車離開車道。」我打開暖氣，前院的鐵柵門開啟。早上我沒有取報紙，這會兒馬里諾非要我看看不可，說我顯然還沒看，否則早就打電話給他了。
「來不及了，」我對，說，「我已經開上切諾基路了。」我語氣強硬，好像一個逞能的孩子，挑釁對方給自己一拳，「你就說吧，報上寫了什麼？」我心想大概是大陪審團的調查外泄給媒體了。果不其然。車子沿著切諾基路行駛，空氣依然潮濕，住宅屋頂的雪堆懶懶地滑落。
「首席法醫涉嫌殺人，手段兇殘。」馬里諾念著報紙頭條標題，「還登了你的照片。看樣子大概是那個惡婆娘在你家門前拍的，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的那個，記得吧？你剛下車的鏡頭。我的卡車倒是挺好看的，你的樣子不太——」
「告訴我上面是怎麼寫的。」我打斷他。
我驅車行駛在彎曲的切諾基路上，聽著他念那篇報道的重點內容。里士滿的大陪審團正針對我涉嫌謀殺警察局副局長黛安·佈雷的事件展開調查。案情相當聳人聽聞，讓本地執法機構都暈頭轉向。不具名消息來源指出，州檢察官布弗德·賴特雖拒絕評論，但在獲知已有證人出面指證以及警方提供了確鑿證據之後，沉痛地表示將積極展開調查。不具名消息來源進一步指出，我對布雷懷恨在心，因為她認為我無法勝任弗吉尼亞州首席法醫一職，正設法要我離職；被謀殺前她曾經告訴周圍的人，我多次當面向她挑釁，對她恐嚇威脅；還有，有跡象顯示極可能是我蓄意模仿殘忍的金蘭案犯下此案，等等。
正值交通高峰時段，車子駛到了胡格諾橋。我要馬里諾暫停，我受夠了。
「還多著呢。」他說。
「絕對的。」
「他們一定是趁著假期加班趕稿，扯了這麼一大堆關於你和你的背景的東西。」我聽見紙張翻動的聲音，「連本頓和他的死都被搬出來，還有露西。有一小篇邊欄文章介紹你的生平，學業背景，康奈爾、喬治城、霍普金斯。內頁還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張拍的是你和我在犯罪現場。該死，是佈雷的。」
「寫了露西什麼？」我問。
馬里諾正沉浸於上報的滋味中，沉醉於瀏覽和我一起入鏡的大幅照片。「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事。」又翻過幾頁，「簡直沒完沒了呢，醫生，已經有五大欄了。報社的記者一定全員出動跑這則新聞了。還有一張你房子的航拍照——」
「寫了露西什麼？」我聲音提高了些許，「他們是怎麼說露西的？」
「該死，還有一張拍的是你和布雷在金蘭遇害現場外面的停車場，那家便利商店外。你們兩個都是勢不兩立的樣子——」
「馬里諾！」我大喝一聲。我只能這樣，因為還得專心開車。「好了，夠了！」
他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說：「對不起，醫生。天哪，我知道你不好受，但我打電話給你時還以為只上了頭版，現在才看清楚。除非某個名人猝死，不然這種大篇幅報道還真是少見。」
淚水刺痛了我的雙眼。我沒指出他這話有多麼諷刺。我真的感覺自己像是死了似的。
「我看看他們寫了露西什麼，」馬里諾說，「還不就是那些。她是你的外甥女，不過一直被你當女兒看待，嗯，上弗吉尼亞大學念的法律，酒醉駕車出車禍，是個同性戀，會開直升機，待過調查局、煙酒槍械管制局，等等等等。還有，差點在你的前院槍殺了尚多內。媽的，這才是重點吧。」馬里諾氣憤了。平日里他老愛挑露西的毛病，卻無法容忍別人也這麼對她。「沒提到她請了公務假，以及你目前住在安娜家。至少那些混賬沒全挖出來。」
車子駛近西卡瑞街。「你在哪裡？」我問。
「警察局總部。正要去你的辦公室。你肯定會受到列隊歡迎，」他指的是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