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該怪你？」博格問尚多內，「為什麼你認為蘇珊的死該怪你？」
「因為他們跟蹤我，」他回答，「他們一定是在我離開之後進去，然後對她下了毒手。」
「他們也跟蹤你來里士滿了？你為什麼來這裡？」
「我來是因為我弟弟。」
「請解釋一下。」博格說。
「我看見了港口屍體的相關新聞，覺得那應該就是我弟弟托馬斯。」
「你弟弟從事什麼工作？」
「跟著父親做海上貨運。托馬斯比我小几歲，對我很好。我們不常見面，不過我說過了，他會把他不要了的衣服等東西送給我，也給錢。我最後一次見他大約是在兩個月前，在巴黎，我感覺他非常擔心自己會出事。」
「你和托馬斯是在巴黎哪裡見的面？」
「在聖安東尼區。他喜歡去年輕藝術家和夜總會多的地方。我們在一條石巷子里見的面。三兄弟工坊，你知道，那裡有很多工藝家，桑斯桑茲酒吧和巴朗久酒吧就在附近。當然也有美國酒吧，在那裡可以付費找女孩陪。他給了我一筆錢，說他要到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去，接著來美國。之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後來我看見了關於港口屍體的新聞。」
「這則新聞你是在哪裡看見的？」
「我說過我有很多報紙，常撿些別人丟掉的。很多旅客不懂法語，看的都是《今日美國》的國際版，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小篇關於里士滿發現那具屍體的報道，立刻知道那是我弟弟，我非常肯定。於是我來到了這裡。我必須弄清楚。」
「你是怎麼來的？」
尚多內嘆了口氣，又露出一臉疲憊。他摸著鼻子四周被灼傷的紅腫皮膚。「我不想提這件事。」他回答。
「為什麼？」
「我怕你會利用這件事對付我。」
「尚多內先生，請你據實相告。」
「我是個扒手，偷了一個男人披在墓碑上的大衣，就在拉雪茲神甫墓園，巴黎最著名的公墓，我有一些家人葬在那裡。永久墓地。」他驕傲地說，「蠢男人，一個美國人。他的皮夾很大，用來放護照和機票的那種。其實不想講——這種事我做過很多次了。過流浪生活難免如此。自從他們盯上我後，我幾乎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
「又是那些人，聯邦探員。」
「是，是的。探員、治安官一類。我立刻坐上飛機，因為不想給那個人留充分的報案時間，否則在機場大門被逮住就糟了。那是一張回程票，經濟艙，到紐約的。」
「起飛是在哪個機場，什麼時候？」
「戴高樂機場，上周四。」
「十二月十六日？」
「是的。那天一早我就抵達紐約，然後搭火車到里士滿。我有七百美元，從那個皮夾里拿的。」
「那個皮夾和護照還在嗎？」
「早就不在了。留著不是太蠢了嗎？丟到垃圾桶里了。」
「哪裡的垃圾桶？」
「紐約火車站。確切位置我說不出。我上了火車——」
「途中沒人盯著你瞧嗎？你沒有刮毛吧？沒人盯著你瞧，或者覺得你奇怪嗎？」
「我戴了帽子，頭髮罩在帽網裡，而且穿著長袖高領上衣。」他猶豫著說，「每當這種時候，臉上不夠乾淨的時候，我還會做一件事，就是戴口罩。為嚴重過敏的人設計、遮住鼻子跟嘴巴的那種。外加黑色棉手套和大框墨鏡。」
「你在飛機和火車上都是這副裝束？」
「是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躲得遠遠的，和我保持距離，我可以獨佔一整排位子，然後睡覺。」
「你的口罩、帽子、手套和眼鏡還在嗎？」
他想了一下才回答。她朝他丟了個曲線球，讓他方寸大亂。「不太可能找到了。」他含糊其辭。
「你到了里士滿後做了什麼？」博格接著問。
「下了火車。」
她花了幾分鐘時間問他細節。火車站在哪裡？是否搭了計程車？怎麼轉車？準備如何處理弟弟的事？他的回答條理清晰，足以讓人深信他所言屬實。例如他出了美國國鐵的馬槽街站，搭上一輛藍色計程車，來到張伯倫大道的一家汽車旅館。他花二十美元住宿，用的假名，付的現金。接著他說他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想打聽那具他認為是他弟弟的無名屍的事。「我要求和法醫談談，可是沒人肯幫我。」他對博格說。
「接聽電話的是誰？」她問。
「一個女人，大概是職員吧。」
「她有沒有告訴你法醫叫什麼名字？」
「說了，斯卡佩塔醫生。我要求和他說話，那名職員就告訴我斯卡佩塔醫生是女性。於是我說，好吧，我可以和她說話嗎？可是她很忙。當然，我沒留下名字和電話，因為我仍然得提防著點，說不定我又被跟蹤了。誰知道呢！接著我弄了份報紙，得知本地發生了一樁謀殺案，一周前有位女士在商店遭到殺害。我心驚膽戰。他們來了。」
「那些人？你說在追趕你的那些人？」
「他們也到這裡來了，懂吧？他們殺了我的弟弟，並且知道我會來找他。」
「他們真是厲害，尚多內先生。他們竟然知道整個過程——你偶然撿了份《今日美國》，得知這裡發現一具屍體，推測那是你弟弟，接著偷了護照和皮夾趕到弗吉尼亞州里士滿。」
「他們知道我一定會來。我愛我弟弟，他是我這輩子唯一的依靠，唯一善待過我的人。我必須替老爸找到他。可憐的老爸。」
「你母親呢？知道托馬斯死了她不會難過嗎？」
「她喝酒喝得很兇。」
「你母親酗酒？」
「喝個不停。」
「每天？」
「每天，整天都喝，不是發脾氣就是大哭大鬧。」
「你沒跟她住在一起，怎麼知道她每天喝個不停？」
「托馬斯告訴我的。從我有記憶以來她就這樣了，時常有人告訴我她喝醉了。我偶爾回家，她也都是醉醺醺的。曾經有人告訴我說，我得這病很可能是因為她懷我時經常醉酒。」
博格轉頭問我。「可能嗎？」
「胎兒酒精綜合征？」我思索著，「不太像。通常來說，母親酗酒可能會導致胎兒產生嚴重的心智和體能障礙，但引發多毛症這類皮膚病變的幾率可說是微乎其微。」
「但他很可能相信自己的病是她造成的。」
「的確有這可能。」我贊同道。
「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如此痛恨女人·」
「造成這類憤恨的諸種原因之一。」我回答。
屏幕上博格將話題拉回到尚多內打電話到里士滿停屍間的事。「你試圖和斯卡佩塔醫生通電話，可是沒能成功。接著呢？」
「第二天，周五，我在旅館房間看電視新聞，知道又有一名女性被謀殺，這次是個警察。你知道，電視上的實時新聞報道，我正好看見這一段。然後鏡頭轉向一輛開進現場的黑色轎車，他們說法醫來了。就是她，斯卡佩塔醫生。我立刻有個念頭，想趕到現場去。我可以在那裡等到她離開，然後上前去告訴她我必須和她談談。於是我搭了輛計程車。」
他驚人的記憶力在這裡出了錯。他不記得計程車公司是哪家，連車的顏色都沒印象，只知道司機是一名「黑人」。里士滿的計程車司機恐怕有八成是黑人。尚多內聲稱，在搭車到現場的途中——他知道地址，因為電視上提了——他又聽到另一則實時新聞，說是要大眾留意這名兇手，他可能患有怪病而導致外貌不同於常人，即所謂的多毛症，狀況完全和尚多內的相符。「這時候我明白了，」他說，「他們設下了圈套，讓全世界以為這名里士滿婦女是我殺害的。我在計程車后座慌張起來，不知如何是好。我問那位司機：『你知道電視上那位女士嗎？姓斯卡佩塔的？』他說這城裡沒人不知道她。我又問她住哪裡，說我是個遊客。於是他送我到她住的小區，可我們沒進去，因為大門守著警衛，但我總算知道該上哪裡去找她了。我在距離小區幾條街的地方下了車。我下定決心要找到她，否則會太遲。」
「什麼太遲？」博格問。
「萬一又有人被殺。我必須當天晚上再回來找她，想辦法讓她開門和我說話。我當然是擔心再有誰受害，你知道，那是他們的一貫手法。他們在巴黎就這麼做，試圖殺害那裡的法醫，也是女性。她運氣真好。」
「尚多內先生，我們先談你在里士滿的經歷。告訴我接下來發生的事。那天是十二月十七日，上周五，對吧？你下了計程車以後呢？這一整天你做了些什麼？」
「到處晃蕩。天氣不好，在河邊找到一間空屋子就進去避著。」
「你知道那間屋子的位置嗎？」
「說不清楚，只知道距離她住的小區不遠。」
「斯卡佩塔醫生居住的小區？」
「是的。」
「必要時你還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