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在安娜的診所就診過，從未接受過心理治療，但這並不表示我沒有這種需要。恰當的心理諮詢對任何人都有益處，只是我太注重隱私，不輕易向人交心。世上沒有所謂的「絕對職業道德」。我是個醫生，也了解別的醫生。做醫生的總難免彼此交換意見，和親友說長道短，他們向醫藥之父希波克拉底發誓絕不泄漏病人隱私，轉身卻到處散布秘密。安娜把所有的燈都關了，近午的天空灰暗如薄暮，玫瑰色的牆壁映著爐火，整個客廳透著說不出的溫暖舒適。安娜已然為我布置好訴說心事的舞台，我忽然忸怩起來。我拿起火鉗，她則拉了把矮凳，兩腳往上一擱，然後注視著我，有如一隻盤旋在老巢上方的巨鳥。
「如果你繼續沉默，恐怕永遠無法渡過這難關。」她坦率得近乎殘忍。
悲傷湧上喉頭，我用力吞咽。
「你真的遭受了創傷，」安娜又說，「你不是鐵打的，凱。即使再堅強，也無法若無其事地照舊過日子。本頓死後我就打了好幾次電話給你，你都沒回應。為什麼？因為你不想談。」
我再也無處躲藏，淚水滾落臉頰，血一般滴在腿上。
「我經常對那些不願面對自己問題的人說，清算之日遲早都會來臨。」安娜身體前傾，吐出的話直刺我的內心。「你的清算之日就是今天。」她盯著我，用手指了指，說，「你該吐露真話了，凱·斯卡佩塔。」
我兩眼朦朧，低頭望著膝蓋，寬鬆的褲子早已淚濕。我獃想著那些淚滴該是正圓形，因為它們是垂直滴落的。「我永遠擺脫不了。」我絕望地低聲說。「擺脫什麼？」安娜對我的話產生了興趣。
「工作。任何事都會讓我聯想到我的工作，那些我一向很少談論。」
「我要你現在就說出來。」
「很蠢。」
她等著，這位耐心的漁人知道我就快上鉤。我告訴安娜一些讓我自覺難堪甚至荒謬的事例。我從來不喝加冰塊的番茄汁、蔬果汁或血腥瑪麗，因為冰塊融化的情形很像血液凝固時形成血清的樣子。我上醫學院以後就不再吃動物內臟，任何一種都別想上我的餐盤。記得有一次在希爾頓海德島，我和本頓清晨到海邊散步，退潮後的沙灘上出現一條條褶皺似的灰色波紋，像極了胃袋的內壁。我的思緒飛馳，多年前的一趟法國之旅首次在記憶中蘇醒。那是我和本頓難得的假期，我們真正暫別工作，盡情參觀了勃艮第區，在杜魯安和杜加特老酒廠的廣闊葡萄莊園里流連，進酒窖品嘗了香貝坦、蒙塔謝、蜜思妮和沃恩·羅曼尼等名酒。「我依然記得那股莫名的感動，」我和安娜分享著封存已久的記憶，「早春的陽光灑下來，在山坡上扭曲的冬季葡萄殘株上流動。藤蔓都向一個方向伸展，奉獻出最美的精華。我們鮮少注意它們的特質，也不常費神去體會好酒在舌尖奏出的微妙協奏曲。」我的聲音漸漸低下去，安娜靜靜等著我繼續。「這就像大家只會關注我的案子，」我說，「只問我醜惡的事，其實我是多面的。可我不是那種隨到隨演的廉價恐怖電影。」
「你覺得孤單，」安娜柔聲說，「覺得不被理解，或許就像那些案件的遇害人一樣被剝奪了人性。」
我沒有回應，只是繼續打比喻，講述著那幾周和本頓搭火車游遍法國，最終抵達波爾多，愈往南屋頂愈紅艷。初春的樹梢上冒出點點嫩綠，閃爍如夢。所有大川小河奔流向海洋，一如人體所有血管均始於心臟也終於心臟。「大自然的和諧實在令人驚嘆，大小溪流的分布彷彿人體的循環系統，而岩石則如衰老疏鬆的骨頭，」我說，「至於大腦，最初平滑的皮層日漸捲曲出現溝裂，就像山脈歷經千年終於成形。我們都受制於同樣的物理法則，但又並非絕對。拿大腦來說吧，就不像表面那樣簡單，乍看之下它並不比一朵蘑菇精緻。」
安娜點著頭，問我是否和本頓分享過這些體會。我說沒有。她又問我為什麼沒想到要拿這些不會妨礙什麼的感受和他、和心愛的人分享。我回答說得好好思考一下，因為我也不確定。
「不行，」她提醒我，「別想，就憑感覺。」
我陷入沉思。
「別去想。憑感覺，凱，用心感覺。」她把手掌按在胸口。
「我必須想。我這一路走來都是靠的腦袋。」我辯解道，心生戒備。我遊離於剛剛闖入的神秘空間，然後回到現實，再度面對所遭遇的一切。
「你這輩子靠的都是認知，」她說，「而認知就是感受。思考則是處理感受的方式，卻往往會蒙蔽真相。為什麼你沒想到和本頓分享自己詩意的一面呢？」
「因為不是很認可這一面，毫無用處。在法庭上拿大腦和蘑菇作比較，是得不到結論的。」
「哦，」安娜又點頭，「你慣於在法庭上運用各種類比，也因此成為極具影響力的證人。你重現畫面，好讓大家都能明白案情。可你為什麼不和本頓分享剛才描述的那些聯想呢？」
我不再搖晃搖椅，動了動受傷的手臂，將石膏擱在大腿上。我別過頭去，望著窗外的河水，忽然發現自己也像布弗德·賴特那樣迴避起問題來。幾十隻加拿大雁像深色長頸葫蘆似的圍著株老梧桐棲息在草地上，拍打著羽翼啄食。「我不想漫遊於鏡中世界。」我開口說，「我不是不想告訴本頓，是任何人都不想告訴。我根本不想談論那些。只要不去碰觸那些無意識的意象和聯想，我就不會……嗯，不會……」
安娜又點頭，這回格外用力。「只要不理會那些，你就不會把想像力帶入工作。」她接過我的話。
「我必須保持客觀、專業，這一點你比誰都清楚。」
她端詳著我說，「是這樣嗎？或者是因為，一旦想像力作用於工作，必然會引發一些難以承受的苦痛？」她探身靠近我，手肘支著大腿，兩手比畫著。「舉個例子，」這一短暫停頓很有技巧，「在掌握了黛安·布雷案的所有科學和醫學真相後，你也許稍作想像便可以重建她垂死前那幾分鐘的場景？那些細節會像影片那樣生動地在你腦中播放——她遭襲流血、被毆打噬咬，直到咽氣，是嗎？」
「無法承受。」我只說了這麼一句。
「要是能讓陪審團觀看這種影片，豈不更有說服力？」
不安的悸動有如數千尾小魚在我的皮膚下鑽游。
「可依你的意思，你一旦開始漫遊鏡中世界，」她繼續說，「它的盡頭又在哪裡？」她兩手一攤，「啊，說不定沒有終點，而你，終究會被迫去觀賞本頓之死的影片。」
我緊閉眼睛，抗拒著她的話。千萬不要，上帝，求求你，別逼我看那個。但我腦中一閃：本頓倒在黑暗中，被槍指著腦袋，一片奚落聲響起。探員先生，你很了不起，是嗎？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你不是能看透我們、猜中我們的心思，能預言一切嗎？他沒答理他們，被脅迫著走進賓夕法尼亞大學西側一個下午五點便關門的小雜貨店，本頓就要死了。他們將百般凌辱折磨他，而他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儘可能減少痛苦和屈辱。他知道只要時間足夠，他們絕不會手軟。巴基斯坦人的小雜貨店裡一片黑暗，只有火柴微弱的光亮。細小的火焰在那兩個變態殺手來回走動掀起的氣流中跳動不止，他的臉在這火光中浮動。他死後，他們放火燒了雜貨店。
我睜開眼，發現安娜在對我說話。冷汗有如蛆蟲沿著我的身體兩側往下爬。「抱歉，你說什麼？」
「非常、非常痛苦，」她一臉悲憫，「無法想像。」
本頓的身影浮現在我腦中。他穿著他酷愛的卡其色長褲、索康尼慢跑鞋，他只穿這個牌子的慢跑鞋。我常揶揄他執拗，一旦喜歡上什麼眼裡便只有它。上身還是那件露西送他的弗吉尼亞大學運動衫，深藍底色上印著橙色的字，穿了幾年早已退色軟塌，過短的袖子乾脆被他剪掉了。我很喜歡他這個模樣，穿著舊運動衫，滿頭銀髮，五官幹練，目光銳利深邃，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略微彎曲。他的手指如鋼琴家的一般纖長，說話時總會做出豐富的手勢，撫摸我時總是無比溫柔，當然這種時候愈來愈少。我毫無保留地向安娜傾吐這些，彷彿這個逝去一年多的男人還活在某個地方。
「你覺得他有什麼秘密沒告訴你嗎？」安娜問，「你在他眼裡看見什麼秘密了嗎？」
「哦，多數是工作上的。」我聲音顫抖，呼吸艱難，「很多事情他習慣獨自承受，例如對某些案子的洞察，某些殘忍到不忍讓他人知道的細節。」
「連你也一樣？還有什麼殘忍的事情是你沒見過的？」
「受害者的痛楚，」我輕聲說，「我不需要目睹他們的恐懼，聽他們的慘叫。」
「可你也能重建犯案過程。」
「不一樣，完全是兩回事。本頓接觸到的很多罪犯喜歡把殘虐受害者的過程拍照、錄音，甚至拍成影片。本頓必須看那些圖像，聽那些聲音，這我一直都知道。有時他回家時臉色非常難看，用餐時話不多，吃得也不多，喝酒還特別凶。」
「可是他不會告訴你——」
「絕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