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班協和客機於十一點從戴高樂機場起飛，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抵達紐約——當然這是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比我們出發的時候還早。下午我回到自己凌亂不堪的住處，因時差而身體不適，情緒緊張不安。天氣越來越糟，預報說又有雨雪降臨。我不得不出門購物。而馬里諾已經回家了，畢竟他還有輛大卡車。
Ukrops超市裡熙熙攘攘，每次一有雨雪預報，里士滿居民就會失去理智瘋狂搶購一番，生怕自己會餓死或渴死。麵包已被一搶而空，我到達時連條吐司都沒剩下。熟食區也沒有火雞肉或者火腿。我只能將就著儘可能多採購些別的，因為露西應該會在我這兒小住一段日子。
到家時已過六點，我已沒有精力和車庫折騰，於是把車停在外面。籠罩著月光的幾縷纖雲仿如一顆頭骨，它們飄散、變形，終於被逐漸猛烈的風卷席而去。樹木在輕顫、低語。我感覺昏昏沉沉的，彷彿生了一場大病，同時又開始擔心露西為何沒有回家，甚至沒打電話。
也許她去弗吉尼亞醫學院了，但我聯繫整形外科病房後得知，他們從昨天早上起就再沒見過她。我驚慌起來，在客廳里來回踱步，不停地胡思亂想。將近十點，我再度出門，開車駛往市中心，神經高度緊張，幾近崩潰。
我知道露西很可能去了華盛頓特區，但無法相信她連張字條都沒給我留下就離開了。每當她不辭而別，準是又遇上了什麼麻煩。我在第九街出口轉彎，經過市區空曠的街道，在醫院立體停車場上下穿梭許久，終於找到了停車位。我從后座抓起一件實驗室長袍鑽出車子。
到達整形外科病房所在的新樓二層，我穿上實驗袍後推開病房門。一對夫婦正坐在床邊，我猜是喬的雙親；我向他們走過去。喬的頭部裹著繃帶，腿部上了石膏，但意識是清醒的，她一眼便瞥見了我。
「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我招呼道，「我是斯卡佩塔醫生。」
不知道他們是否聽說過我，從他們的表情我看不出。桑德斯先生客氣地起身和我握手。
「幸會。」他說。
他完全不同於我的想像。通過喬的描述，我以為他們是不苟言笑、習慣對一切進行冷酷批判的人。但我見到的桑德斯夫婦體態渾圓，顯得保守，一點都不可怕。當我問起喬的事情時他們非常客氣，甚至有點羞澀。喬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眼神似在發出求助的信號。
「我可以和病人單獨談談嗎？」我徵詢他們的意見。
「好的。」桑德斯太太說。
「喬，你好好聽醫生的話。」桑德斯太太疲倦又消沉地對女兒說。
他們一走出病房，我立刻關上房門。喬的眼裡盈滿淚水。我俯身親吻她的臉頰。
「你讓大家擔心死了。」我說。
「露西還好嗎？」她輕聲問道，聲音因啜泣而顫抖，淚水奪眶而出。
我把紙巾塞進她打著點滴的手中。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喬。你的父母對她說你不想見她，而且……」
喬開始搖頭。
「我就知道他們會這麼做。」她沮喪地說，「我就知道。他們對我說她不想見我，說她為那件事煩躁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他們。我知道她絕不會不想見我，可他們把她趕走了，現在她果然不見了。也許她真的相信了他們的話。」
「她覺得你這次受傷都是她的錯，」我說，「你很可能是被她擊中腿部的。」
「請帶她來看我，求你了。」
「你知道她可能在哪裡嗎？」我問，「她難過的時候會去哪裡？會不會回邁阿密？」
「她肯定不會回那裡。」
我找把椅子坐下，疲憊地緩緩吐了口氣。
「酒店？」我說，「朋友那裡？」
「也許去了紐約。」喬說，「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紅果子的酒吧。」
「你認為她去了紐約？」我詫異地問。
「酒吧老闆叫安，當過警察，」她聲音顫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確定。她每次失蹤都讓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時都會這樣。」
「我知道。發生過這麼多事情後，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難免。喬，順利的話你近期應該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著說，「你想去那裡？」
「我不想回家。你會去找她的，對嗎？」
「你願意和我住在一起嗎？」我問。
「我父母不是壞人，」她喃喃道，鎮痛劑不斷滴下，「他們只是不明白。他們認為……到底有什麼錯呢？」
「沒錯，」我說，「愛永遠不會錯。」
她的意識有些模糊了。我離開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門外，看起來哀傷而又疲憊不堪。
「她怎麼樣了？」桑德斯先生問。
「不太好。」我說。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來。
「你們有權利選擇相信什麼，」我說，「但目前看來，阻止露西和喬見面並非明智之舉。這樣做只會讓她更加恐懼、更加沮喪，甚至讓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們沒有回應。
「我是露西的姨媽。」我說。
「我想她遲早會恢複到正常狀態的，」桑德斯先生說，「我們不可能永遠攔著她。其實我們只是在儘力替她著想。」
「這些喬都知道，」我說，「她愛你們。」
他們沒有道別，只目送我走向電梯。我一回到家就給紅果子酒吧的安打了電話。電話那端一片嘈雜，隱約聽得到樂團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對我說。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你會照顧她嗎？」我問。
「我已經在這麼做了，」她說，「稍等，我去叫她。」
「我見過喬了。」露西接聽時我說。
「哦。」她簡短應道。顯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現在不想談這些。」她說。
「喬愛你，」我說，「回來吧。」
「回去做什麼？」
「我們可以把她從醫院接回家，由你來照顧，」我說，「你至少可以這麼做。」
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凌晨兩點我下了床，到廚房泡了杯藥茶屋外雨驟風急，雨點重重地敲在屋頂和陽台上，我感覺不到一絲暖意。想到鎖在公文包里的棉棒採樣、毛髮樣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覺得兇手似乎就在身邊。
我感覺得到他的存在，似乎屬於他的每樣東西都散發著揮之不去的邪惡。仔細想想真是諷刺，國際刑警召喚我遠赴法國，結果我取得的唯一合法證物竟然是裝在布洛芬藥瓶里的塞納河河水。
凌晨三點，我坐在床沿給塔利寫信。我揉掉一張又一張信紙，久久無法落筆。對他的思念讓我害怕，與他做過的事讓我恐懼。現在我遭到了報應，罪有應得。
我又撕掉一張信紙，久久望著電話，一邊計算著里昂此刻幾點，想像他正穿著優雅的套裝坐在辦公桌前打電話、開會或陪同某人，絲毫不曾想起我。我想著他那健壯光滑的軀體，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學會了扮演如此迷人的情人角色。
我來到辦公室。將近法國時間下午兩點時，我決定打電話到國際刑警總部。
「……你好……」
「請接傑伊·塔利。」我說。
電話被轉接了。
「販毒高發區計畫小組。」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遲疑片刻。「是傑伊·塔利的分機嗎？」
「你是哪位？」
我報上姓名。
「他不在辦公室。」
恐懼向我襲來。我難以相信他的回答。
「請問你是誰？」我問。
「威爾森探員。我是調查局聯繫人，那天我們沒能見面。傑伊出去了。」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嗎？」
「我不確定。」
「明白，」我說，「有什麼辦法可以聯繫到他？或者請你轉告他，讓他回我電話？」
我知道自己的語氣透著掩飾不住的焦慮。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裡，」他說，「不過如果他來辦公室，我一定如實轉告。還能為你做些什麼？」
「謝了。」我說。
我掛掉電話，感到一陣恐慌。我非常確定，塔利不想和我再有任何接觸，並且要同事擋掉我的電話。
「噢，老天，噢，老天！」經過羅絲的辦公室時，我喃喃自語著，「我都做了些什麼？」
「你在對我說話嗎？」羅絲從鍵盤上抬頭，透過眼鏡打量著我，「你又丟東西了嗎？」
「是的。」我說。
八點半時我去參加內部會議，在平時的主席位坐下。
「又有什麼新案子嗎？」我問。
「黑人女性，三十二歲，來自阿爾伯馬爾縣。」鍾開始發言，「汽車衝出道路後翻覆，顯然是急轉彎失控。右腿骨折，顱骨底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