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三早上八點，我把車開進一個計費停車位。晨霧中，街對面那排鑄鐵柵欄和噴泉後方十八世紀的州政府大樓保留著最初的風貌。
瓦格納部長等政府官員和檢察長就在這棟位於第九街的行政大樓里辦公。這裡戒備森嚴，我到達不久後便開始感覺自己有如罪犯。進門就是一張桌子，一名警衛在此檢查我的手提包。
「如果發現什麼請告訴我，」我說，「因為我什麼都找不到。」
這位面帶微笑的警衛看起來似曾相識。他個子不高，微胖，三十五六歲，有一頭細軟的棕發，中年發福之前那張可愛的娃娃臉還依稀可見。
我出示證件，他看都不看。
「不必了，」他雀躍地說，「還記得我嗎？你還在這一帶工作時我每天都向你的大樓通報好幾次。」
他指向與這裡相距五個街區、我的舊辦公大樓所在的第十四街。
「我是雷克·霍奇。」他說，「那時有一陣在鬧鈾恐慌，還記得嗎？」
「怎麼忘得了？」我說，「不時就會想起。」
「還記得我和溫格偶爾會待在一起，通常在午餐時間，要是沒什麼異常狀況的話。」
他的神色忽然黯淡。溫格是我僱用過的最優秀、最敏銳的解剖技師，七年前死於天花感染。我捏了捏霍奇的肩膀。「直到現在我仍然很想念他，」我說，「非常想念。」
他四下張望，然後靠近我。
「你和他的家人聯繫過嗎？」他壓低聲音問。
「偶爾。」
從我的語氣可以聽出，溫格的家人不希望多談他們這位同性戀兒子，也不喜歡我或者他人打電話問候，當然也包括溫格的其他朋友，比如霍奇。霍奇點點頭，試圖以微笑掩飾眼底的痛苦。
「那小子真的很崇拜你，醫生，」他對我說，「我早就想告訴你了。」
「這話真讓人高興。」我傷感地說，「謝謝你，雷克。」
我順利通過安檢系統，他把手提包交還給我。
「要常來啊。」他說。
「好，」我迎向他年輕的藍眼睛，「你讓我覺得安心多了。」
「你知道怎麼走嗎？」
「應該知道。」我說。
「只要別坐錯了電梯。」
我沿磨損的大理石台階爬上六樓。辛克萊·瓦格納的辦公室俯瞰著州政府大樓廣場。在這淫雨霏霏的清晨，我幾乎看不見跨騎在馬上的喬治·華盛頓雕像。昨夜氣溫驟降十一度，細小而強勁的雨滴有如槍彈般墜下。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辦公室的接待室陳設著優雅的殖民時代傢具和旗幟，與瓦格納醫生的風格大相徑庭。辦公室里雜亂地堆置著公文，顯示此人工作極其努力且對自己擁有的權力了如指掌。
瓦格納醫生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出生成長，在那裡，他的姓氏被讀作辛克勒。他是個擁有法律學位的心理醫生，曾經負責監督包括心理健康、濫用藥物、社會服務和醫療護理等方面的私人服務機構，也曾任教於弗吉尼亞醫學院，後來被招入公職系統。我一向對他敬重有加，而他也同樣敬重我。
「凱，」他拉開椅子，從辦公桌後站了起來，「你好嗎？」他招呼我在沙發上坐下，然後關上房門，回到辦公桌後。不是好兆頭。
「我對醫學院的現狀相當滿意，你呢？」
「我也是，」我答道，「問題不少，但比我預期的要好。」
他從托盤裡拿起煙斗和一包煙草。「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怎麼了，」他說，「似乎從地球上消失了。」
「我不明白你為何會這麼想，」我回答，「我經手的案子和以前一樣多。」
「哦，是啊。當然了，我常在新聞里看到你的消息。」
他開始填塞煙草。屋裡沒有煙霧，他只是在心煩時抽冷煙斗。他知道，我這次前來絕不是為了和他談論學院的事或抱怨工作有多忙。
「我知道你很忙，」他繼續說，「忙得沒空見我。」
「我今天才知道你上周曾約我見面，辛克萊。」我說。
他注視著我，一邊吮吸著煙斗。他六十多歲，但看起來蒼老得多，彷彿多年來為病人們承受的那些不為人知的苦痛終於開始侵蝕他的身心。他眼神溫和，時常讓人忘了他兼具律師的犀利和機敏。
「要是你沒收到我約你見面的留言，凱，那麼我得說，你的人事管理很可能出了問題。」他一字一句地緩緩說道，一如以往謹慎。
「的確，但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在聽。」
「有人闖入我的電子郵箱，」我平靜地回答，「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人擅自翻過保存密碼的文件夾。」
「安全措施——」
我舉手制止他。
「辛克萊，問題不在於安全措施。我是被內部人員所傷。很顯然，辦公室里某個人——也許不止一個——正蓄意找我麻煩，甚至想讓我丟掉工作。你的秘書發電子郵件給我的秘書，告訴她你要見我。我的秘書把郵件轉發給我，而我竟然回覆說自己太忙了沒空見你。」
不難看出，在瓦格納醫生眼中，此事若說不算荒誕，至少稱得上怪異。
「還有，」我繼續說，自己的聲音在耳邊織成一張如此奇詭的大網，令我愈發不安，「我的秘書還接到一些電子郵件，指示她把找我的電話轉給我的副手。更糟的是，一個聊天室主持人冒用我的名字。」
「我知道這件事，」他嚴肅地說，「你是說，這個自稱『親愛的凱首席法醫』的傢伙就是盜用你密碼的人？」
「絕對是某個盜用我的密碼並冒充我的人。」
他抽著煙斗，沒做聲。
「我懷疑我的解剖技師和這件事有關。」我補充道。
「何以見得？」
「乖戾、充滿敵意、不時曠工。心懷不滿，似乎正在謀劃著什麼，而且不止這些。」
一陣沉默。
「等我找到證據，」我說，「這問題自然會解決。」
瓦格納將煙斗放回煙灰缸，起身走向我，在我身邊一把沒有扶手的椅子上坐下，身體前傾，目光灼灼地望著我。
「我認識你不是一兩天了，凱，」他的語氣親切但堅決得不容辯駁，「我知道你享有很好的聲譽，堪稱州政府的財富，而你不久前剛遭到一粧極大的不幸。」
「你是在扮演我的心理治療師嗎，辛克萊？」我並非開玩笑。
「你畢竟不是機器。」
「我從不胡思亂想，剛才所說也句句屬實，絕無半點虛言。的確有人在暗中作祟，我也不否認最近可能有些恍惚，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既然你承認最近有些恍惚，凱，又怎能咬定這一切都是真的呢？大多數人若遭遇你那樣的悲痛，恐怕得休息很久才能繼續工作吧。你是什麼時候回去工作的？」
「辛克萊，每個人有自己的處事方法。」
「我來替你回答吧，」他繼續說，「十天。容我補充，況且面對的又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工作環境——悲劇，死亡。」
我力圖鎮靜，默不作聲，彷彿置身於黑暗的洞穴，依稀記得將本頓的骨灰撒在了他最愛的希爾頓海德島的海面。我還依稀記得自己先清空了他公寓里的所有私人物品，接著瘋狂地翻找自己住處的抽屜和柜子，將他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得乾乾淨淨，反正終究要捨棄的。
若沒有安娜·澤納醫生，我很可能熬不過來。她是位比我年長的心理醫生，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不知該如何處置本頓的高級套裝、領帶、鋥亮的皮鞋和古龍水，不想知道他那輛寶馬車的下落，尤其不忍知道我們卧室里床褥的最終下落。
安娜明智地保留了他的重要物品，沒碰他的書和飾物，讓他書房牆上的證書、獎狀留在原處，那裡沒人看得見，因為他不喜歡炫耀。她不許我收起屋裡到處擺放的照片，說我必須習慣在這些事物當中生活。
「你必須學會與這些記憶共存，」她一遍遍告訴我，帶著濃重的德國口音，「它們目前還活生生地存在，凱，你無法立刻把它們甩掉。別掙扎了。」
「從一到十，你的沮喪在哪一級，凱？」瓦格納醫生的聲音在遠處響起。
而在此過程中，露西始終都沒有現身，這點依然讓我傷心且無法釋懷。本頓在遺囑中說把他的公寓留給我，而我把它賣掉了，露西為此十分氣憤，儘管她和我一樣清楚，我們再也無法進入那些房間。我執意要把那件他最心愛的，在大學時代穿得起毛的舊運動夾克留給她時，她拒絕了，說會把它送給別人。我知道她口是心非。她把它藏在了某個地方。
「承認自己難過並不丟臉。我想你大概很難承認自己也是個普通人吧。」瓦格納醫生的聲音清楚地飄飛於耳際。「你有沒有想過服用抗抑鬱葯？」他問，「比如鹽酸安非他酮這樣溫和的？」
我沉思片刻。「首先，辛克萊，」我說，「情境造成的憂鬱是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