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一場狂風暴雨驟臨。我開車到辦公室時，一路雨刷急掃，還開了冷風以免車窗上蒙上霧氣。打開車窗投代幣券的一會兒工夫，我的衣袖就濕了。不巧的是，大樓後門入口處的車庫裡停著兩輛靈車，我只好把車停在外面，花十五分鐘衝過停車場，拿鑰匙打開大樓正門。後果可想而知，我渾身濕透，頭髮滴著雨水，走進大樓時鞋子吱嘎作響。
我先査看日誌，確認昨晚是否有新案子進來。一個兒童在自己雙親的床上死亡；一個老婦人死於服藥過量；還有一樁牽涉毒品的槍擊案發生在位於城市邊緣，文化、治安日趨沒落的保障性住宅區。多年來，里士滿一直名列全美最暴力的城市之一，人口不到二十五萬，每年發生的兇案卻有一百六十件之多。
警方成了替罪羊。甚至當我的辦公室公布的統計數據不符合政客期待，或者刑案審理拖沓時，連我也成了譴責對象。類似的非理性態度時常令我愕然，這些當權者似乎從未想過，有一門學科叫預防醫學，這是遏止致命疾病的唯一途徑。例如對付小兒麻痹，注射疫苗當然強過事後治療。我合上日誌，走出辦公室，拖著濕漉漉的鞋子穿過空蕩蕩的走廊。
來到更衣室，我已經開始發抖，於是迅速脫掉濕黏的套裝和襯衫想換上工作服，結果越急越亂。終於套上了實驗袍，我拿毛巾擦乾頭髮，隨手撫平。鏡子里的我看上去是那麼疲憊焦慮。最近我沒吃好也沒睡足，對咖啡和酒精亦無節制，重重的黑眼圈就是這些惡習的體現，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嘉莉帶給我的那些難以消弭的憤怒和恐懼。她的藏身之地尚未被人發現，但在我心中她似乎無處不在。
接著我來到休息室，看見向來對咖啡避而遠之的費爾丁在沖泡花草茶。他對健康的執著讓我更加沮喪，因為我已經一周多沒作運動了。
「早安，斯卡佩塔醫生。」他招呼道，似乎心情不錯。
「但願平安，」我邊說邊伸手去拿咖啡壺，「目前我們的任務不算重，就交給你了。內部會議由你負責召開，我有很多事得忙。」
費爾丁身著法式袖口的黃色襯衫和摺痕筆直的黑色長褲，配以色彩鮮明的領帶，顯得神清氣爽。他鬍子颳得乾乾淨淨，散發出令人愉悅的氣息，連鞋子都擦得鋥亮。和我不同，他從來不會讓周圍環境干擾自己對健康的重視。
「真不明白你是怎麼做到的，」我上下打量著他說，「傑克，難道你從來沒有情緒上的困擾，比如沮喪或者壓力，或因酷愛巧克力、香煙、威士忌這些東西而苦惱？」
「一旦我開始放縱就會對自己的健康過分憂慮，」他啜著花草茶，透過水霧看著我說，「這樣反而不好。」
隨即他陷入了沉思。
「你的話讓我想起，我最惡劣的行為大概是忽略了老婆孩子，找各種借口不回家。我實在是個不知體貼的渾蛋，他們也因此對我怨恨了好—陣。所以說，其實我也有自我毀滅的傾向。但我向你保證，」他又說，「如果你能抽出時間來快走、騎車、做做俯卧撐或腹背運動，肯定會有意外收穫。」他說著走開了，又加了句：「身體就是天然嗎啡，不是嗎？」
「謝了。」我目送他離去，很後悔自己提起這個話題。
剛在辦公桌前坐下，羅絲便出現了。她頭髮別在腦後，一身利落的深藍色套裝十分符合高層管理人員的身份。
「我不知道你在這裡，」她把一份口錄文件放在書柜上，「管制局的麥戈文剛打來了電話。」
「哦，」這激起了我的興趣，「有事嗎？」
「她說她要到華盛頓度周末，走之前想和你見個面。」
「什麼時候？想談什麼？」我開始在文件上簽名。
「她說待會兒就到。」羅絲說。
我錯愕地抬起頭。
「她是在車裡打的電話，要我轉達你，她正在Kings Dominion樂園附近，二三十分鐘後到達。」羅絲解釋道。
「那麼一定是有要緊事。」我喃喃著，打開一盒玻片。然後掀去顯微鏡的塑料套，打開照明燈。
「你不必勉強自己見她，」一向對我呵護備至的羅絲說，「她又沒有預約，也沒問你是否有空。」
我把一塊玻片放在顯微鏡台上，透過鏡頭觀看玻片上的胰臟切片，那些本應干縮的粉紅色細胞周邊透明且疤痕斑斑。
「毒素消散得很快，」我對羅絲說，然後換上另一塊玻片，「丙酮除外，」我補充道，「那是葡萄糖不完全代謝的副產品。腎臟的近端曲細小管內襯細胞有高壓滲透性空泡化現象，意味著這些細胞不是粉紅色的立方體，而是清澈、鼓脹並有所擴張。」
「又是桑尼·昆恩。」羅絲陰鬱地說。
「另外，從他的長期病歷報告中我們發現他的呼吸有水果甜味，還有體重降低，乾渴尿頻等癥狀，全是胰島素缺乏的臨床表現。倒不是說我不相信祈禱，但至少不像他的家人告訴記者的那樣。」
桑尼·昆恩是個十一歲的男孩，於八周前死亡。父母是基督教科學會成員。對於他的死因，我一開始就非常肯定，但保險起見還是等到進—步的化驗報告完成以後再確認。簡單來說，這個男孩的死是沒有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所致。而他身為基督教科學會成員的父母極力抗拒驗屍，並在電視上指控我對其兒子的遺體進行宗教迫害及損毀。
羅絲理解這麼長時間以來我對這起案件的感受，她說：「你想給他們打電話嗎？」
「我想儘快了結，是的，我要打。」
她在關於桑尼·昆恩的一大疊厚厚的文件里翻找，草草記下一個電話號碼給我。「祝好運。」她說著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我撥出電話，忐忑不安。「昆恩太太？」接聽的是一個女人。
「我就是。」
「我是斯卡佩塔醫生。我手上有桑尼的……」
「你把我們害得還不夠苦嗎？」
「我想你應該願意知道你兒子為何……」
「我兒子的事不需要你來告訴我。」她打斷我。
我聽見有人接過她手中的話筒，心臟狂跳。
「我是昆恩。」這個在宗教信仰自由庇蔭下失去兒子的男人說。
「桑尼是因罹患糖尿病，並由嚴重糖尿病酮酸中毒引發急性肺炎而死的。對你承受的痛苦我表示非常難過，昆恩先生。」
「你們弄錯了，誤診了。」
「沒有錯，昆恩先生，也沒有任何失誤，」我竭力壓抑著心中的怒意，「我只能建議，萬一你的其他孩子也出現和桑尼同樣的癥狀，請一定立刻送醫治療，以免再次遭受不幸……」
「我不需要法醫來教我怎麼養育小孩，」他冷冷地說，「法庭見，女士。」
非上法庭不可的是你，我暗想。我知道州政府將會以虐待及疏於照顧兒童的罪名起訴他和他的妻子。
「以後別再打來了。」昆恩先生掛斷了電話。
我心情沉重地將話筒放回原處，抬頭看見蒂恩·麥戈文正站在辦公室門外的走廊里，從表情可以看出，剛才的一切她全聽見了。
「蒂恩，請進。」我說。
「我還以為自己的工作已經夠折磨人了呢，」她拿了把椅子在我對面坐下，打量著我，「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對這種事，但從沒親眼見識過。倒不是說我從不和家屬打交道，但至少不必向他們解釋他們的親人是由於氣管或肺部吸入濃煙而死。」
「這是最艱難一步。」我說，一顆心直往下沉。
「你大概是最不受歡迎的信使吧。」
「也不盡然。」我說，但內心清楚，在我的餘生，昆恩先生嚴厲的斥責將一遍遍在腦海中響起。此刻我腦中充斥著各種聲音，激憤、痛楚，甚至責難的吶喊和憤怒的禱告，因為我願意聆聽，也有勇氣碰觸他們的傷口。我不想和麥戈文談這些，更不願和她靠得太近。
「我必須打幾個電話，」我說，「你要先喝杯咖啡嗎？或者坐一會兒？我猜你對我的新發現會很感興趣的。」
我先致電位於威爾明頓的北卡羅萊納大學。儘管還不到九點，教務已經到了辦公室。他彬彬有禮，但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我完全了解你來電的用意，也非常樂於協助，」他說，「不過，沒有法院的命令，我們實在無法透露任何學生的個人信息，通過電話透露當然更不可行。」
「謝德先生，事關重大的謀殺案。」我提醒他，耐心正被一點點消磨。
「我了解。」他還是那句話。
事態全無進展。我無奈地掛斷電話，頹喪地將注意力轉回麥戈文身上。
「他們只是害怕家屬找麻煩，想撇清責任罷了，」麥戈文說出我早已明了的事實，「不等我們拿出非常手段他們是不會屈服的。所以放手去做吧。」
「沒錯，」我木然地說，「你找我有事嗎？」
「我知道化驗室報告出來了，至少是一部分的。上周五晚上我打電話問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