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回家的途中，暴雨傾盆，如千萬支鐵釘砸向地面，前方一片模糊。我沒開收音機，這一整天，我聽夠了新聞，或許又將度過一個難熬的不眠之夜。有兩次我不得不將車速減到三十英里，讓這輛龐大的賓士車像賽艇般滑過水窪，西卡瑞街路面上的坑洞像一個個木桶般盛滿積水。在暴雨中，只有閃爍的紅藍警告燈發出「小心慢行」的警示，提醒過往車輛。
將近十點鐘，我終於將車駛入家門。看見車庫旁的影像感測器沒有亮燈，我心中一陣恐慌。四下一片死寂，隆隆的引擎聲和雨聲彷彿是我在世間尚存的唯一證明。我久久忖度，不知該打開車庫門還是掉頭離去。
「瞎緊張。」我摁下感測器按鈕，自我暗示。
車庫門沒有動靜。
「可惡！」我匆匆倒轉車頭，來不及分辨車道、道旁磚和矮樹叢。被車擦過的那棵矮樹應該沒有受傷，但車子駛離門口時一定輾壞了一片草坪。我看見屋裡的幾盞電燈和玄關的燈已在自動開關作用下亮起，但門前台階兩旁影像感測器的指示燈仍是一片黑暗。我反覆說服自己，是天氣原因造成了斷路器跳閘。
我打開車門，雨水頓時掃進車內。我抓起錢包和公文包衝上門前台階，打開門鎖時早已全身濕透。屋裡一片寂靜，門邊按鈕上的燈光閃爍不定，表示防盜警報器也出了故障，可能也是電壓不穩而導致的。但這已經不重要了。我不停地打著哆嗦，怕得要命，一動不動地呆站在玄關處，任由雨水滴落在硬木地板上，同時迅速在腦海里翻找離我最近的那支槍的位置。
我不記得自己是否把格洛克手槍放回廚房餐櫃的抽屜了。果真如此的話，那裡比位於屋子另一端的書房或卧室近得多。風雨敲擊著四周的石牆和窗戶，我凝神靜聽，確認周遭是否有樓梯嘎吱作響或行走在地毯上的腳步聲。極度驚慌中，我將公文包和錢包拋在地上，迅速跑進廚房，差點因鞋底濕滑摔倒在地。我拉開餐櫃右邊最底部的抽屜，一把抓起格洛克手槍，幾乎尖叫出聲。
我在屋裡四處搜尋，打開每個房間的燈，確認沒有不速之客；接著檢査車庫的保險盒，將跳開的斷路器扳合，又重新設定了警報器密碼，最後給自己倒了杯加冰的黑林愛爾蘭威士忌以舒緩情緒。我打電話到沃倫頓的約翰遜汽車旅館，露西不在那裡，於是我又打到她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公寓，接聽的是珍妮特。
「嗨，我是凱，」我說，「希望沒把你吵醒。」
「你好，斯卡佩塔醫生。」珍妮特說。無論我提醒多少次，她總是不肯直呼我的名字。「不打擾，我正在喝著啤酒等露西回來。」
「哦，」我失望地說，「她正從沃倫頓向家趕嗎？」
「剛上路不久。你真該看看這間屋子，堆滿紙箱，亂得可怕。」
「你打算怎麼熬過去呢，珍妮特？」
「還不知道，」她的聲音微微顫抖，「算是適應期吧。天知道，我們以前也經歷過適應期的。」
「我相信你會安然度過。」
我啜了口威士忌，自己都難以信服這樣的說法。但此刻能聽見溫暖的人聲，已讓我心懷感激。
「我剛結婚的時候——很多年前的事了——東尼和我為了工作各自奔波，」我說，「但我們還是想方設法給彼此留出時間，重質不重量的時間。那種生活方式其實還不錯。」
「可你們還是離婚了。」珍妮特禮貌地指出。
「那是後來的事了。」
「露西到家至少還得一小時，斯卡佩塔醫生。有什麼話需要我轉告嗎？」
我猶豫起來，不知該從何說起。
「你還好吧？」珍妮特說。
「事實上，不太好，」我說，「我猜你大概還沒聽說，露西應該也不知道。」
我約略說明了嘉莉給媒體寄信的事。珍妮特始終未發一言。
「我告訴你是希望你有心理準備，」我補充道，「你明天可能就會在報上看到這則新聞，說不定今天的晚間新聞就會報道。」
「確實應該先告訴我，」珍妮特輕輕地說，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一進門我就告訴她。」
「請她給我回電話，如果不是太累。」
「好的。」
「晚安，珍妮特。」
「不，無法晚安，」她說，「這幾年來，我們的生活被那個女人攪得一團亂，狀況百出，我他媽的受夠了！抱歉我說了粗話。」
「我也說過。」
「老天，當時的情況我很清楚！」她哭泣起來，「嘉莉牢牢控制著她，露西根本無法招架。天啊，那時她還不過是個孩子。這個天才兒童應該在學校多待幾年，而不是跑去該死的調査局進行什麼實習。沒錯，我現在還是聯邦調査局的人。但我看得一清二楚，她沒有得到應有的對待，正是這讓嘉莉有機可乘。」
我已經喝掉了大半威士忌，但喝再多都無法撫平此刻的心情。
「其實她沒有必要難過，」我第一次聽到珍妮特如此坦率地談論她的愛人，「不知她告訴過你沒有，她已經看了兩年心理醫生，雖然這不是她想做的，斯卡佩塔醫生。」
「我很高興你告訴這個消息。」我不動聲色地說，「她沒告訴我，但我並不驚訝。」我的語氣冷靜客觀，內心卻陣陣絞痛。
「她曾企圖自殺，」珍妮特說，「不止一次。」
「我很髙興她去找人協助。」我勉強擠出這麼一句，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我感到震驚，露西為什麼不來找我？
「許多成績斐然的人都有過非常不堪的經歷，」我說，「我真的很高興她主動採取了措施。她接受藥物治療了嗎？」
「安非他酮，百憂解會產生副作用，讓她忽而沮喪，忽而又異常興奮。」
「哦。」我幾乎說不出話。
「她不能承受更多壓力和挫折了，」珍妮特說，「你不明白那種感覺。每當她遭到打擊後，總是會頹喪好幾周，陰晴不定，喜怒無常，前一分鐘是陰鬱的可憐蟲，下一分鐘卻成了太空飛鼠。」
她手持話筒，長長吁了口氣。我很想知道露西那位心理醫生的名字，又不敢問。我擔心露西患有尚未確診的躁鬱症。
「斯卡佩塔醫生，我不希望她……」珍妮特哽咽起來，「我不希望她死。」
「不會的，」我說，「我向你保證。」
結束談話後，我衣著整齊地在床上坐了好久，由於剛才受到的巨大衝擊無法入睡，憤怒和傷痛讓我無法自持地流下淚來。沒有人能像露西那樣輕易地讓我傷心，這點她自己也十分清楚。她總有本事令我痛徹心扉，而珍妮特剛才的一席話則是從未有過的致命一擊。我想起蒂恩·麥戈文在我辦公室談話時的態度，似乎連她都對露西的困境十分了解，難道露西寧願向她傾訴，卻不願對我透露半句？
我一直在等露西的電話，但她始終沒有打來。午夜時分，始終沒有聯繫的本頓打來了電話。
「凱？」
「聽說了嗎？」我急切地問，「關於嘉莉的事？」
「我知道她寫了信。」
「該死，本頓，真讓人憤怒。」
「我在紐約，」他說，我又是一陣錯愕，「聯邦調査局緊急召我過來。」
「也好，這是應該的。只有你最了解她。」
「這是我的不幸。」
「真高興你在紐約，」我大聲說，「感覺那裡倒安全得多。這麼說是不是很諷刺？紐約竟然也有安全的時候。」
「你正在煩惱，對嗎？」
「你覺得她會在哪裡？」我攪著玻璃杯里溶解的冰塊。
「我們查出她最後這封信是從郵政編碼為一〇〇三六的地方寄出的，也就是時代廣場。郵戳日期是六月十日，就在昨天，周二。」
「正是她脫逃那天。」
「沒錯。」
「調査局還不清楚她是怎麼逃出去的？」
「是的，還不清楚，」他說，「似乎是游泳渡河的。」
「不，不是那樣，」我疲倦又氣惱地說，「一定有人協助，她最擅長指使別人替她賣命。」
「側寫小組接到的電話沒完沒了，」本頓說，「顯然，她寄了一大批信，幾乎各大報紙都收到了，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
「然後呢？」
「這則新聞太勁爆了，他們必定不捨得放棄，凱。緝捕她時，有關新聞幾乎和當年郵包炸彈客或連環殺手庫納南一樣吸引眼球，現在她又主動寫信給媒體，還可以再熱炒一陣，他們恐怕會連她的購物單和打嗝次數都照登不誤。對媒體來說，她是個寶庫，無數雜誌封面和電影劇本在等著她。」
「我不想再聽了。」我說。
「我想你。」
「真希望此刻你在我身邊，本頓。」
我們互道了晚安。我拍松背後的枕頭，很想再喝一杯威士忌，猶豫再三還是作罷。我猜測著嘉莉可能釆取的行動，但思路最後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