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進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於交際。他極力委婉地解釋說，蕾切爾·高特始終無法正視子女命運坎坷的事實。
「倒不是說她會發脾氣，」我們登上門廊階梯時他柔聲解釋，「她只是無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麼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說。
「簡妮的？」他又是一臉倦容。
「她的，還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過頭髮。
「你記得她有一雙軍用叢林靴嗎？」我接著問。
「不記得。」他緩緩搖頭，「不過盧瑟有很多這類物品。」
「你知道盧瑟穿幾號鞋嗎？」
「他的腳比我的小一點，我想他大概穿七號半或八號的鞋。」
「他有沒有送過靴子給鄧波爾？」
「呃，」他脫口而出，「盧瑟會送靴子給鄧波爾只有一種情形，就是穿著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雙靴子可能是簡妮的。」
「哦，當然，她和盧瑟的鞋子尺寸也許差不多。她個子很高，幾乎和鄧波爾一樣高，我一直懷疑這是造成他乖戾行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會站在狂風中談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開公文包，因為他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們不是非這麼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東西，」我說，「我們也可以採用DNA檢驗方式。」
「如果對你來說都一樣，」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門，「我想還是告訴蕾切爾好了。」
高特家的門廳粉刷成白色，鑲著淺灰色的線框。一盞舊黃銅吊燈從高高的天花板垂掛而下，雅緻的螺旋梯通向二樓。客廳里裝飾著英國古董、東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們氣勢攝人的油畫肖像。蕾切爾·高特端坐在沙發上，腿上擱著針線。從寬敞的拱形門望過去，可以看見餐廳里的椅子上罩著針綉製品。
「蕾切爾，」高特先生像個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學生站在她面前，「我們有客人。」
她捻著針縫進縫出。「哦，真好。」她微笑著放下針線。
蕾切爾·高特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皮膚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驚訝鄧波爾和簡妮遺傳了他們母親和叔叔的外貌。但我決定不去猜測，而把問題留給門德爾的顯性遺傳理論或基因統計學。
高特先生在沙發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氣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兒子的淺淺微笑，用慵懶的南方口音說，「我不確定蝦還有沒有。」她直視著我，「你知道，我還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頓，別無禮了，快把你這位新朋友介紹給我認識啊。」
「蕾切爾，」高特先生再度嘗試，他將雙手擱在膝蓋上，垂著頭說，「她是一名法醫，從弗吉尼亞來。」
「哦？」她那雙纖巧的手擰著腿上的縫布。
「我想你可以稱呼她為驗屍官。」他凝視著妻子，「親愛的，簡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針線。「你知道嗎，我們屋外有一株木蘭花，活了將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擊而死掉。你能想像嗎，」她繼續縫著，「我們這裡真的有暴風雨，你們那邊情況如何？」
「我住在里士滿。」我回答。
「哦，對了，」她手中的針穿梭得飛快，「我們沒有在戰爭中被燒死，真的很幸運。我打賭你一定也有個打過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義大利人，」我說，「我家在邁阿密。」
「這裡突然熱了起來。」
高特先生無奈地坐著，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說，「我在紐約看到簡妮了。」
「是嗎？」她似乎真的很喜悅，「快把經過告訴我。」她的雙手有如跳躍的小鳥。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非常瘦，還剪短了頭髮。」
「她從來就不滿意自己的頭髮，她蓄短髮的樣子看起來就像鄧波爾。他們是雙胞胎，以前大家經常把他們搞混，以為她是男孩，所以她一向留長發。聽你說她剪短了頭髮，我好驚訝。」
「最近你和你兒子聯繫過嗎？」我問。
「他不常打電話回來，那個壞孩子，其實他可以打給我們。」
「聖誕節的前幾周簡妮曾經打電話回來過。」我說。
她沒回應，繼續縫著。
「她有沒有提到她見到了哥哥的事？」
她不發一語。
「我會這麼想，是因為他當時也在紐約。」
「當然，我告訴他應該照顧他妹妹，並且祝她聖誕快樂。」高特太太說話時她丈夫蹙起眉頭。
「你寄錢給她了嗎？」我追問。
她抬頭看著我。「我覺得你有點干涉個人隱私了。」
「是的，女士，恐怕我非這麼做不可。」
她編織著亮藍色的紗線。
「醫生都是挖人隱私的，」我試圖用別的方式切入，「我們的工作避免不了這些。」
她大笑幾聲。「說的也是，大概就因為這樣我才討厭看醫生吧。他們以為喝鎂乳可以治百病，就像喝白油漆一樣。佩頓？你可以幫我拿杯水，順便加點冰塊嗎？還有，看看我們的客人想喝什麼。」
「不用了。」我輕聲告訴他。他不情願地站起來離開房間。
「你給女兒寄錢真的太周到了，」我說，「請告訴我，你是用什麼方式寄的？畢竟紐約是個繁忙的大都市。」
「和以往一樣，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匯過去的。」
「匯到哪裡？」
「紐約，簡妮在那裡。」
「紐約哪裡，高特太太？還有，你以前也匯過嗎？」
「紐約一家藥房，因為她經常得去拿葯。」
「以防病情發作。去拿她的苯妥英藥劑。」
「簡妮說那個地區不是太好，」她又縫了幾針，「叫休斯敦區，不是得州那個休斯敦。」
「休斯敦區哪裡？」我問。
「怎麼？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有些激動。
「街名。我需要地址。」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你女兒遇害之前可能到過那裡。」
她縫得更快了，嘴唇抿成一條細線。
「請你告訴我，高特太太。」
「她經常乘巴士，她說在車上可以看見美國像一部電影那樣從眼前流過。」
「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有其他人遇害。」
她緊閉著眼睛。
「求求你。」
「現在我讓自己躺下。」
「什麼？」我說。
「蕾切爾，」高特先生回到客廳，「家裡沒有冰塊。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躺下沉睡。」她說。
我愕然望著她丈夫。
「『現在我讓自己躺下沉睡，祈求主看管我的靈魂。』」他看著她說，「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們每晚都和他們一起念這段禱告詞。你在想這個，對嗎，親愛的？」
「這是簡妮在西聯國際匯款公司的身份驗證語。」她說。
「她沒有身份證明，是嗎？」我說，「所以她領錢的時候必須先回答一個預設的問題。」
「哦，沒錯。我們一向都用這個當密語，用了很多年。」
「那麼鄧波爾呢？」
「也是這個。」
高特先生揉著臉。「蕾切爾，你沒給他錢吧？請別告訴我……」
「那是我的錢。我和你一樣，也從父母那裡繼承了一些錢。」她繼續縫綴，把那塊帆布翻來翻去。
「高特太太，」我說，「鄧波爾知不知道你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匯錢給簡妮？」
「他當然知道。他是哥哥，他說他會替她去領，因為她身體不舒服。自從她摔下馬後，她的頭腦就不像她哥哥那麼靈光了。我也會寄一點錢給他。」
「你多久寄一次錢過去？」我又問。
她把縫線打了個結，然後四下張望，好像丟了什麼似的。
「高特太太，除非你回答我的問題或者把我趕出去，我會一直賴在你家。」
「盧瑟死後就再也沒人照顧簡妮了，她又不想住在這裡，」她說，「無論哪個家簡妮都不想待。所以，她不管到哪裡，都會讓我知道，我也只能盡量幫她。」
「你從來沒告訴過我。」她的丈夫深受打擊。
「她到紐約多久了？」我問。
「十二月一日去的。我定期寄錢給她，一次只寄一點，五十一百的。上周六我也寄了一次，所以我才知道她平安無事。她通過了密語問答，她一定站在那裡排隊領錢了。」
我在想不知鄧波爾竊占他可憐妹妹的錢多久了，真是卑鄙至極。
「她不喜歡費城，」高特太太的語速加快了，「到紐約之前她就待在那裡。一個充滿兄弟之愛的城市，對吧。有人偷走了她的小提琴，就那麼從她手裡搶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