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匡提科過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網的回信不少，但對確認珍妮的身份沒什麼幫助。
她的牙醫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顎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製成銀。當然，沒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遺憾，因為它們能夠顯示骨折舊傷、牙床形狀和骨骼構造等有助於辨認身份的特性。至於她的病歷，當我觸及這個話題，她那位目前已退休並住在洛杉磯的牙醫變得言辭閃爍起來。
「你還留著她的病歷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問他。
「我的車庫裡起碼有一百萬張病歷。」
「我對此表示懷疑。」
「有很多。」
「拜託，我們談論的是個身份有待確認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權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我去找找，可以嗎？」
幾分鐘後，我在電話里問馬里諾：「我們得試試DNA檢驗或視覺身份證明。」
「呀，」他懶懶地說，「你想怎麼做？把照片拿給高特看，問他這個慘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長得像他妹妹？」
「我覺得那個牙醫佔了她的便宜，我見過這種事。」
「你說什麼？」
「有些醫生會佔病人便宜。他們虛報病歷，然後向醫療保險單位或保險公司報賬。」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務啊。」
「他報的賬或許超出更多。相信我，說不定報了金箔修復法補牙費用的兩倍之多，那可有幾千美元。他說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實沒有。她處於精神不穩定的狀態，又和一個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們哪裡知道被騙了。」
「我痛恨騙子。」
「要是我能拿到病歷，一定會告發他。但他不會拿給我們看的，事實上，說不定早就銷毀了。」
「你明天上午八點得去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說，「羅絲打電話告訴我的。」
「我猜那意味著我一早就得離開這裡。」
「你直接回你的住處吧，我去接你。」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不行，目前你還不能單獨開車去市中心。」
「高特不在里士滿，」我說，「他已經回到老巢，在一間有電腦的公寓或房間里。」
「塔克局長還沒有撤回對你的保護令。」
「他不能對我下任何命令，連替我點午餐都不行。」
「哦，當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幾個警察來保護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們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點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到紐約的法醫辦公室，留了口信給霍洛維茨醫生，建議他開始就珍妮的血液進行DNA化驗。然後馬里諾到我的住處接我，這時鄰居們正往窗外探看或打開漂亮的大門拿報紙。
我的門前停著三輛巡邏車，馬里諾的那輛福特自用車停在磚砌車道上。溫莎農莊蘇醒了，正常運轉起來，鄰居們看著我在警察們的護衛下離去。美麗的草坪上結了白霜，天空就要變藍了。
我抵達了約翰·馬歇爾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並無不同，但安全掃描處的職員卻不了解我為何而來。
「早上好，斯卡佩塔醫生，」他咧嘴笑著說，「那場雪很美吧？是不是讓你覺得好像生活在聖誕卡裡面？還有隊長，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對馬里諾說。
我通過了X光掃描機的檢查，然後一位女職員走出來對我進行搜身，那個很喜歡下雪天的職員則檢査我的提包。馬里諾和我下樓來到一個鋪著橙色地毯、布置著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間。我們在後排坐下，聽著人們打盹、翻紙張、咳嗽、擤鼻涕。一個身穿皮外套、襯衫下擺垂在外面的人翻著雜誌，另一個穿羊毛外套的人則讀著一本小說。隔壁傳來吸塵器的怒吼，聲音闖入橙色房間卻又戛然而止。
包括馬里諾在內，這單調死寂的房間里共有三名穿著制服的警察圍繞著我。陪審官員姍姍來遲，八點五十分，她走到講壇上開始作說明。
「有兩個地方作了變更，」她直視著我說，「你們即將看到的錄像帶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馬里諾在我耳邊低語：「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還有，」陪審官員接著說，「錄像帶會告訴你們擔任陪審員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實仍然是二十美元。」
「瘋了，」馬里諾又湊近我耳畔，「你需要貸款嗎？」
我們看了錄像帶，了解了我的公民義務和權利有多麼重大。我看著帶子里的治安官謝謝我能夠執行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他告訴我說我接獲傳喚來決定另一個人的命運，然後指著他用來選擇我的那台電腦。
「以下的名字是從陪審投票箱里抽出來的，」他微笑著敘述，「我們的司法系統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審慎處理證據，司法公正有賴大家共同維護。」
他給了我們一個電話號碼，並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錄像帶播完了，陪審官員向我走來。她是個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員嗎？」她輕聲說。
「不是。」我向她解釋我是誰，她則不時地望著馬里諾和其他警察。
「我們得讓你離開，」她悄聲說，「你不該在這裡的。你應該早點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其他陪審員全盯著我們。我們走進來之後他們就一直盯著我們，原因再明白不過。他們完全被司法部門忽略了，而我卻被警察團團圍住。現在陪審官員又跑過來，他們大概以為我是被告。他們不知道被告不會和陪審員待在同一個房間里看雜誌。
到了午餐時間我離開了，心想不知這輩子是否還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讓我在辦公大樓前下車，我回到了辦公室，再次打電話到紐約找霍洛維茨醫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極大的哀傷。「我以為你通常會等久一點。」我說。
「十天。通常都是這樣，凱，你也知道我們有儲藏空間不足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化驗她的DNA啊。」我說。
「為何不用牙齒記錄？」
我向他解釋了緣由。
「真是可恥。」霍洛維茨醫生略為猶豫，才又接著說，「很抱歉，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這裡出了嚴重的問題。」他又頓了頓，「老實說，我希望我們沒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經埋葬了。」
「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我們用濾紙儲存了一份血液樣本，準備做DNA化驗用的，平時我們都是這麼做的，當然，我們也用一個儲存罐裝著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樣本似乎不見了，儲存罐也不小心丟棄了。」
「不可能有這種事。」我說。
霍洛維茨醫生沉默不語。
「那麼用石蠟塊保存的組織樣本呢？」我接著問，因為萬一其他方法失敗，固定的組織細胞也可以用來化驗DNA。
「當死亡原因明確的時候，我們不採用組織樣本做顯微鏡檢驗。」他說。
我啞口無言。若不是霍洛維茨醫生的統馭能力有問題，就是這些疏失並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為他是個極度謹慎的人，也許我錯了。我知道紐約的情況，那些政客連停屍間都不肯放過。
「我們必須開棺，」我對他說，「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替她塗香油了嗎？」
「我們很少往預備送到哈特島的屍體上塗香油。」他指的島在東河中，波特墓園就在島上，「我們得先找到她的辨識號碼，然後把她挖出來，用渡輪運回這裡，這我們倒是辦得到。我們也只能做到這裡，真的。可能需要幾天時間。」
「霍洛維茨醫生，」我小心地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回答時語氣平靜，但有些頹喪。「我實在摸不著頭緒。」
我獃獃地坐了一會兒，思索著應該怎麼做。我越想越覺得困惑，軍方為什麼會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確認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將的侄女而軍方又知道她已經死亡，應該會希望她被驗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對。
「斯卡佩塔醫生，」羅絲站在辦公室門口，「布倫特從美國運通打來電話。」
她將電話轉給我。
「我發現了一筆新的支出。」布倫特說。
「請說。」我的神經為之緊繃。
「昨天，在紐約一個名叫芬諾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東三十六街。數額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芬諾是一家義大利北部美食餐廳。我的祖先來自義大利北部，於是高特以北義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現身。我給韋斯利打電話，他不在辦公室。接著我打給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處，也不在她的房間，最後我只告訴了馬里諾高特又回到紐約了。
「他又在玩遊戲了，」馬里諾憎惡地說，「他明知道你會追蹤他的支出狀況，醫生。他就是要讓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這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