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首席法醫辦公室位於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貝維爾的哥特式紅磚醫院對面，早期該市的驗屍工作都在那裡進行。眼前是冬天枯黃的藤蔓、布滿塗鴉的外牆和鐵欄杆，許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積在臟污的雪地里等著運走。連續播放著聖誕音樂的舊計程車吱的一聲停在這條幾乎從未如此靜寂的街道上。
「請給我收據。」我對那名俄裔司機說，剛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鐘告訴我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
「要算多少錢？」
「八美元。」我很慷慨，畢竟現在是聖誕節的早晨。
他點點頭，潦草地寫著，這時我看見人行道上有個人在看我，就在貝維爾醫院的圍欄附近。他沒刮鬍子，頭髮又長又亂，穿著帶毛邊的藍色牛仔夾克，污穢的軍褲褲腳塞在舊牛仔靴里。我踏出計程車時，他開始做彈吉他狀並唱起歌來。
「叮叮噹，叮叮噹，鈴兒一路響。坐著雪橇去加爾維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個仰慕者了。」我從打開的車窗接過收據時，司機打趣地說。
他懶懶地開著車拐個彎離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沒有其他人或車輛，那駭人的歌聲更顯嘹亮。接著，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仰慕者從背後衝過來，開始尖聲叫喊「加爾維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項控告似的。我嚇壞了，逃進首席法醫辦公室的大廳。
「有人跟蹤我。」我對坐在辦公桌前顯然缺乏聖誕心情的女警衛說。
那位精神錯亂的「音樂家」將臉貼在前門上，看著裡面，鼻子被壓扁了，臉頰變成白色。他大張著嘴巴，猥褻地在玻璃上滾動舌頭，並且前後擺動腰臀，宛若在與這棟大樓做愛一般。結實又威嚴的警衛大步走向門口，握拳敲擊玻璃。
「班尼，別鬧了！」她大聲呵斥，「馬上給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鬧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從玻璃前退開，突然他變成了芭蕾大師紐瑞耶夫，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踮著腳尖旋轉。
「我是凱·斯卡佩塔醫生，」我對警衛說，「霍洛維茨醫生正在等我。」
「首席法醫不可能在等你，今天是聖誕節。」她用那雙閱人無數的深色眼睛打量著我，「平托醫生在值班。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試著與他聯繫。」她回到座位上。
「我知道今天是聖誕節，」我跟著她，「可霍洛維茨醫生說好了會在這裡等我的。」我掏出皮夾，出示了我的首席法醫金徽章。
她不為所動。「你以前來過？」
「很多次了。」
「嗯，好吧，我今天真的沒看見首席法醫。但他說不定從邊門進來了卻沒告訴我，有時他們來了半天我卻不知道。嗯，真是的，總是沒人想到要告訴我一聲。」
她拿起電話。「嗯。不，長官。我不需要知道。」她撥了電話號碼，「我什麼都不必知道，不必。霍洛維茨醫生嗎？我是警衛邦妮塔，這裡有個斯佳麗醫生。」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她望向我。「你的名字怎麼拼？」
「S-c-a-r-p-e-t-t-a。」我耐著性子回答。
她還是沒能正確地發音，但很接近了。「好的，長官，我會的。」她掛上電話，然後宣布，「你可以到那邊去找把椅子坐。」
等候室經過裝潢，鋪著灰色的地毯，幾張黑色的桌子上整齊地擺著雜誌，一棵簡單的人造聖誕樹立在房間中央。一面大理石牆上刻著「Tat Colloquia Effugiat Risus Hic Locus Est Ubi Maudet Succurrere Vitae」，意為「在這個死神樂於助人的地方，少有談話或歡笑」。一對亞裔夫婦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緊緊握著彼此的手，沒有交談或抬頭看。聖誕節對他們來說永遠隱藏在苦痛里。
我在想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裡、他們失去了誰，並且想著所有我知道的人名。我真希望多少能給他們一點安慰，儘管這禮物對我而言似乎不夠有誠意。多年來，我能夠給受害者家屬的最好慰藉，是告訴他們死亡過程很快，他們摯愛的人沒有受苦。多數時候這並不全然是事實，畢竟，我們如何能夠衡量一個女人在寒夜的荒涼公園裡被迫脫光衣服時所經歷的心理磨難？我們有誰能夠想像，當高特要她走向結了冰的噴泉，然後對她開槍時，她有什麼感覺？
強迫受害者脫去衣服這件事，提醒了我們他的殘酷和永不饜足的取樂心態。她的赤裸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需要藉由它去了解自己即將在聖誕節孤獨地死去，高特其實可以直接槍殺她了事，也可以掏出他的格洛克手槍，趁她不備時攻擊。這個雜種！
「李先生和李太太？」一個白髮女人出現在那對亞裔夫婦面前。
「是的。」
「方便的話，我現在就帶你們進去。」
「好，好。」男子說，他的妻子開始哭泣。
他們被帶往探視室的方向，他們親人的遺體應該已從停屍間經由專用電梯被送抵那裡。有些人無法接受死亡，除非親眼看見或親手觸摸。多年來我安排過許多次這類探視和指認，但仍無法想像自己是否能承受這樣的儀式。我想我一定無法忍受那透過玻璃的最後一瞥。我開始頭疼了，於是閉上眼睛，按摩著太陽穴。就這樣坐了不知多久，我感覺有人走了過來。
「斯卡佩塔醫生？」霍洛維茨醫生的秘書站在我面前，俯視著我，神情關注，「你還好嗎？」
「艾米莉，」我吃驚地說，「是啊，我沒事，只是沒想到今天會在這裡看到你。」我站了起來。
「要不要吃顆泰諾 ？」
「你真好，但我真的沒事。」我說。
「我也沒料到今天會在這裡遇見你，因為目前情況有點混亂。我還是覺得驚訝，你身邊竟然沒有跟著記者。」
「我沒看見什麼記者。」
「昨晚這裡擠滿了記者，我想你應該看了早上的《紐約時報》吧？」
「恐怕我沒時間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韋斯利是否還在賴床。「情況真的糟透了。」艾米莉說。她是個留著深色長發的年輕女人，永遠那麼端莊、樸實，彷彿來自另一個時代。「連市長都打電話來詢問。這個城市可不需要靠這種事來做宣傳。我還是很難相信，屍體竟然是一個記者發現的。」
我們往前走去，我給了她敏銳的一瞥。「記者？」
「其實他是《紐約時報》的編輯之類的人，那種不論晴雨每天慢跑的怪胎。昨天早上他剛好跑進了公園，並且繞到了櫻桃丘那裡。天氣很冷，還下著雪，地點又偏僻。他來到噴泉附近，發現了那個可憐的女人。可以想見，今天早上的報紙描述得非常詳細，公眾都嚇壞了。」
我們經過幾道門，然後她把頭探進首席法醫辦公室，輕聲通報我們來了，以免驚嚇到他。霍洛維茨醫生年紀大了，而且有點重聽。他的辦公室里花香四溢，因為他喜歡蘭花、非洲紫羅蘭和梔子花，在他的照顧下這些花爭奇鬥豔。
「早上好，凱。」他在辦公桌前站起來，「你帶人來了嗎？」
「馬里諾隊長會過來。」
「待會兒艾米莉會帶他進來，除非你想等他。」
我知道霍洛維茨不想等。沒有時間了。他坐鎮於全國最大的法醫辦公室，每年有八千具屍體——相當於一個小鎮的人口——在他的金屬台上接受解剖。其中四分之一是兇殺案受害者，有些則身份不明。紐約在辨認死者身份方面的問題相當嚴重，為此市警局的偵查部門特別在霍洛維茨的大樓里設置了失蹤人口部門。
首席法醫拿起話筒，開始說話：「斯卡佩塔醫生來了，我們現在就過去。」
「我會負責等馬里諾隊長的，」艾米莉說，「這名字我好像聽過。」
「我們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我告訴她，「從聯邦調查局在匡提科的調査支持部門成立以來，他就一直協助他們辦案。」
「我猜那個部門叫行為科學組，電影里演過。」
「調查局把它改了個名字，但功能一樣。」我指的是那一小群以心理側寫以及對殘虐的性暴力罪犯和殺手的追蹤而聞名的探員。在最近開始擔任這個小組的法醫病理學顧問之前，我自以為見多識廣，但我錯了。
陽光填滿霍洛維茨辦公室的窗戶，照在那個放著花盆和小型樹木盆栽的玻璃架上。我知道浴室里潮濕、陰暗的角落裡也養著蘭花，它們弔掛在水槽、澡盆四周。他甚至在家裡還有個小溫室。初見霍洛維茨時，他讓我想起林肯，有著同樣瘦削、慈愛、因為一場將人類社會撕裂的戰爭而憔悴的臉孔。有如被選中的那樣，他們同樣承受著悲劇，也都有著大而堅韌的雙手。
我們來到樓下那個被紐約警察稱為太平間的地方。對全國最暴戾的城市之一所設置的停屍間而言，這稱呼實在很溫和。從停車場透進來的空氣非常冷，帶著煙臭味和死亡的氣息。淡藍綠色牆上的警示牌要求人們不得把沾了血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