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塔克幾個月前才就任里士滿警察局局長，之前我們只在某個社交場合打過照面。今晚是我們首次在犯罪現場相遇，我對他的了解用一張小卡片就足以交代清楚。
他曾是馬里蘭大學的籃球明星、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候選人，畢業於聯邦調査局國家學院，體格強健，聰穎過人。我想我喜歡他，但尚不確定。
「馬里諾的話沒有惡意。」車子經過東布洛街一處黃燈時，我說。
我能感覺到塔克的深色眼睛好奇地盯著我。「世界上到處都是沒有惡意卻製造出一堆麻煩的人。」他的嗓音低沉渾厚，讓我想起青銅和光滑的原木。
「這點我無法辯駁，塔克局長。」
「你可以叫我保羅。」
我沒對他說他可以叫我凱。在這個圈子混跡多年，身為女人的我早就學乖了。
「要他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課程是沒有用的。」我繼續說。
「馬里諾需要學習紀律和尊重。」他轉頭盯著前方。
「在這兩方面他自有作風。」
「他需要培養正確的態度。」
「你無法改變他，局長。」我說，「他惹人厭又難纏、態度惡劣，卻是與我合作過的最棒的刑事警探。」
塔克陷入沉默，直到我們到達弗吉尼亞醫學院的外圍牆然後右轉進入第十四街。「告訴我，斯卡佩塔醫生，」他說，「你認為你的朋友馬里諾是個稱職的轄區指揮官嗎？」
這問題嚇了我一跳。當馬里諾升為副隊長的時候我很詫異，當他變成隊長的時候我大吃一驚。他一向厭惡高官，最後卻成為了自己厭惡的那類人。直到現在他仍然厭惡那些人，就好像他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員那樣。
「我認為馬里諾是位非常優秀的警官，正直得無可挑剔，而且有顆善良的心。」我說。
「你到底想不想回答我的問題？」塔克的語氣透著笑意。
「他不耍政治手腕。」
「顯然是這樣。」
中央街車站的鐘塔報時了，它高高地俯瞰著有著古老赤褐色圓頂的火車站和軌道網路。我們的車來到綜合實驗大樓後面，停在立著「首席法醫」標誌的車位上。這一小塊不起眼的柏油地面是我的車度過大半生的地方。
「他把太多的時間給了聯邦調查局。」這時塔克說。
「他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我說。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也一樣。不過就他的情況而言，這麼做可帶來了大麻煩。他應該擔任第一轄區的總指揮，而不是替其他城市的案子效勞，畢竟我得管理好警察局啊。」
「只要有暴力事件發生，每個人都有責任，」我說，「不論你的轄區或警察局位於什麼地方。」
塔克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前方那道關閉的金屬門，說：「我肯定不敢做你這種工作。半夜三更的，除了冰櫃里的那些，身邊沒有半個人影。」
「我害怕的不是他們。」我淡淡地回答。
「說起來很不理性，但我的確很怕他們。」
車燈射向昏暗的灰泥和鋼鐵牆壁，牆上塗著單調的灰褐色油漆。一旁的紅色招牌警告著訪客，說裡面的物品具有生物性風險，還給出了處理屍體的各種說明。
「我得問你一些事。」塔克局長說。
他改變坐姿，傾身靠近我，他的棉質制服輕擦著椅墊。我聞到了愛馬仕古龍水的氣味。他十分英俊，顴骨很高，牙齒雪白堅固，黝黑的軀體強壯有力，彷彿裡面藏著一頭豹或老虎。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問。
「你指什麼，上校？」
他靠回椅背。「這個嘛，」他說，光線在雨刷上舞蹈，「你是執法者、醫生、主管，我也是主管，所以我才問你。我沒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看得出來他沒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坦承。
他沉默良久才再度開口。「我父親是個打雜的，我母親為巴爾的摩的有錢人家做清潔婦。」他停頓了一下，「現在我每次去巴爾的摩，總是住高級飯店、到港區的餐廳用餐。人家對我點頭哈腰。有些人寄給我郵件時還尊稱我為『閣下』。我在溫莎農莊擁有一棟房子。我在你們這個充滿暴力的城市裡指揮著六百多名武裝警察。我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斯卡佩塔醫生。我這麼做是因為我小時候沒有一點權力。我周圍的人也都沒有權力，我還得知我在教堂里聽到的所有惡行都源於那個我缺乏的東西。」
雪花飄落的節奏和舞姿沒有改變，我望著它們漸漸覆蓋住引擎蓋。「塔克局長，」我說，「現在是平安夜，而聖誕治安官剛在威特科姆宅院涉嫌槍殺了一個人，媒體一定會發瘋的。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會徹夜守在警局，並且會派人員來你的大樓巡邏。你需要人陪你回家嗎？」
「我想馬里諾應該會送我回家，不過當然，如果我覺得有必要，會打電話給你。你應該知道，我的處境現在變得更複雜了，因為布朗討厭我，而我還得在他的案子里擔任專家證人。」
「要是我們都這麼幸運該多好。」
「我不覺得自己幸運。」
「你說得對，」他嘆了口氣，「你不該覺得幸運，因為運氣和這件事扯不上關係。」
「我的活兒來了。」我說。救護車這時駛進了停車場，車燈和警笛都關著，因為運送亡者沒有必要趕路。
「聖誕快樂，斯卡佩塔醫生。」塔克在我下車時說。
我從偏門進入，摁了一下牆上的按鈕。金屬門吱嘎一聲緩緩打開了，救護車隆隆駛入。幾個醫護助理將車尾門掀開。他們抬起擔架，把屍體推上一段斜坡，我則打開一道通往停屍間的門。
熒光照明、淡色的煤渣磚和地板使這條走廊呈現出一種無菌的假象。這個地方沒有任何東西是無菌的，甚至以一般醫療標準來看都談不上乾淨。
「你希望將他放進冰櫃嗎？」一個醫護助理問我。
「不。你可以把他推進X光室。」我將門逐一打開，擔架咔啦咔啦跟在我後面，在地磚上留下斑斑血跡。
「你今晚一個人？」一個長得像拉丁人的助理問我。
「恐怕是。」
我打開一件塑料圍裙套上，同時希望馬里諾能快點趕來。我來到儲物室，從架子上取下一件綠色手術袍，然後穿上鞋套，戴上兩雙手套。
「要我們把他抬上去嗎？」一個醫護助理問我。
「那再好不過了。」
「喂，夥計們，咱們幫醫生把他抬到桌上吧。」
「應該的。」
「糟糕，這袋子也會漏。我們得買些新的才行。」
「你要他的頭部朝向哪一邊？」
「這邊。」
「躺著？」
「好的，」我說，「謝謝你。」
「好。一、二、三，用力。」
我們將安東尼·瓊斯從擔架抬到桌台上，一個醫護助理開始拉開斂屍袋的拉鏈。
「不，不，讓他待在裡面，」我說，「我要用X光照他。」
「得花多長時間？」
「不需要多久。」
「待會兒你要移動他的時候，還會需要我們幫忙的。」
「我會設法找人幫我。」我說。
「我們可以多待幾分鐘。你真的要一個人進行嗎？」
「我在等人來。」
不久，我們把屍體移到驗屍室的第一張金屬台上，解開了他的衣服。醫護助理離開後，停屍間恢複了原狀，耳邊只有水槽里的流水聲和金屬工具清脆的碰撞聲。我把死者的X光片貼在燈箱上，上面他的器官和骨頭的光影、形狀鮮明地向我展現它們的涵義。數顆子彈及碎片在肝、肺、心臟和腦部造成的爆裂是致死因素。他的左臀部有一顆舊子彈，右肱骨有一道已痊癒的裂傷。正如我的許多病人一樣，瓊斯先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死因。
我正在做Y形切口的時候，金屬門的警報器響了，但我沒有停手。無論來的是誰，警衛都會應付。幾分鐘後，走廊上傳來沉重的腳步聲，馬里諾走了進來。
「我本來可以早點來，但那些鄰居全部跑出來看熱鬧了。」
「什麼鄰居？」我困惑地看著他，小手術刀停在半空中。
「就是這人渣在威特科姆宅院的鄰居啊。我們很擔心會發生該死的暴動。流言稱他遭到警察槍擊，又說被聖誕治安官打死了。沒多久人們就從人行道旁紛紛躥了出來。」
仍穿著制服的馬里諾脫下外套，披在椅子上。「那些人拎著兩升裝的百事可樂聚集在那裡，沖著電視台的攝像機傻笑，真是他媽的怪胎。」他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盒萬寶路香煙。
「我還以為你的煙癮有改善了。」我說。
「有啊，每次抽煙我就有好心情。」
「馬里諾，這種事不能開玩笑。」我想起母親和她的氣管手術——連肺氣腫都沒能讓她戒煙，直到她的呼吸系統快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