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樣刮著大風，陽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著布朗街向東，朝約翰·馬歇爾法院駛去。
「現在我要再跟你說一件你已經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魯曼說，「媒體會像搶食的魚群一樣瘋狂。靠得太近的話，他們會給你啃掉一條腿。到時候我們並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誰、不管他們說什麼，你都不要回頭，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們會找不到停車位的。」我邊說邊左轉開上第九街，「我就知道會發生這種事。」
「慢一點，右側路邊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動作。她要離開了，如果她最後能出得來。」
我的車後喇叭聲大作。我瞥了一眼手錶，然後轉向古魯曼，像運動員等待教練最後一分鐘的指示。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克什米爾長大衣，戴著黑色皮手套，頂端鑲銀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頭放著一個身經百戰、傷痕纍纍的公文包。
「記住，」他說，「有權決定叫誰進去、不叫誰進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們得靠陪審團插手，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讓他們對你有感覺，凱。在走進那房間的一剎那，你就得跟十個、十一個陌生人成為朋友。不管他們要跟你聊什麼，都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要讓他們接近你。」
「我明白。」我說。
「我們要孤注一擲，說定了？」
「好。」
「祝你好運，醫生。」他微笑著拍拍我的手臂。
我們進入法院，一位警官攔住我們，用金屬探測掃描儀檢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前來作證時，他已經重複過這套程序幾百遍了，但這次他避開我的眼神，什麼也沒說。古魯曼的手杖引發了探測器的反應，他耐心之至、極有禮貌地解釋說，手杖尖端和外層鑲的銀是拆不下來的，而且深色的木質杖身里真的沒有藏任何東西。
「他以為我這裡面放了什麼，吹箭筒嗎？」我們進入電梯後，他說道。
電梯門在三樓打開的那一剎那，虎視眈眈的記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擁而上。雖然患有痛風，但我的律師移動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點地的聲音伴著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覺得一切都離得很遠、很不清晰，直到我們走進幾乎空蕩蕩的法庭，本頓·韋斯利和一個我知道是查爾斯·赫爾的瘦小年輕男人坐在角落，右臉頰上滿是縱橫交錯的粉紅色疤痕。他站起來的時候很拘謹地把右手插進外套口袋裡，我看見他少了好幾根手指。他穿著不合身的暗色西裝，打著領帶，眼神四處游移。我只顧著機械化地坐下來，然後翻看公文包。我沒辦法和他說話，這三個男人也都聰明地假裝沒注意到我很難過。
「我們先來談一下他們手上有什麼。」古魯曼說，「我想傑森·斯多瑞一定會作證，還有路瑟羅警官。當然，還有馬里諾。帕特森還會在他的明星陣容里加進誰，我就不知道了。」
「先聲明一下，」韋斯利看著我說，「我跟帕特森談過，告訴他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說審判的時候我會這麼作證。」
「我們是假定不會到開庭審判的地步。」古魯曼說，「你進去的時候，我要你讓陪審團知道，你跟帕特森談過，告訴他這案子不成立，但他還是堅持進行。只要他問的問題跟你們私下已經談過的議題有關，你回答時就這麼說：『我去你辦公室的時候也告訴過你』，或者『我們哪天談話的時候，我明確地表示過』等等。很重要的一點，要讓陪審團知道你不只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別探員，更是匡提科行為科學小組的組長，而這個小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並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資料。你也可以聲明，就目前在調查的這些殺人案來說，斯卡佩塔醫生無論正著看、倒著看都完全不符合兇手的心理模式，事實上，你覺得把斯卡佩塔醫生扯進來是很荒謬的。同時，你也要讓陪審團清楚你是馬克·詹姆斯工作上的前輩，不僅教了他很多東西，也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儘力主動多說一點，因為帕特森絕不會問你這些。還要讓陪審團清楚，查爾斯·赫爾已經來到這裡。」
「要是他們不傳我進去，怎麼辦？」查爾斯·赫爾問。
「那我們就會受限了。」古魯曼回答道，「我在倫敦也跟你解釋過，這場戲得看檢方的表演。斯卡佩塔醫生沒有權利提出任何證據，我們至少得讓一個陪審團成員請我們鑽進去。」
「這可不簡單。」赫爾說。
「你把存款單和你所付費用的收據都帶來了？」
「帶來了，先生。」
「很好，別等著他們問，你說話時就把它放在桌上。從我們上次談話之後，你太太的情況還是一樣？」
「是的，先生。我也跟你說過，她接受了人工受孕的手術，目前為止一切都好。」
「要是能提，記得提到這一點。」古魯曼說。
幾分鐘後，我被傳到陪審團室去。
「當然，他要你先進去。」古魯曼和我一起站起來，「然後他再把跟你作對的人叫進去，這樣可以給陪審團留下不好的印象。」他陪我走到門邊，「你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就在這裡。」
我點點頭，走進房間，在桌子前端的空椅子上坐下。帕特森不在房間里，我知道這是他的伎倆之一。他要讓我在靜默中忍受這十個掌握著我未來的陌生人的審視。我迎視每個人的眼光，甚至和其中幾個相視微笑了一下。一個擦著鮮紅唇膏的嚴肅年輕女人決定不再等待州政府檢察官了。
「你為什麼決定處理死人，而不是醫治活人？」她問，「一個醫生做出這種選擇，似乎有點奇怪。」
「我對活人非常關心，所以才想研究死者。」我說，「我們從死者身上得到的知識可以造福活人，而司法正義的運作也是為了保護還活著的人。」
「你不會覺得不好受嗎？」一個有著粗糙大手的老人問。他的表情是如此誠摯，似乎他也感到了痛苦。
「當然會。」
「你高中畢業之後，還得再讀幾年書？」一個大塊頭的黑人女性問。
「十七年，包括我當住院醫生和研究生的時間。」
「我的老天啊。」
「你都上過哪裡？」
「你指的是學校嗎？」我對那個戴著眼鏡的瘦瘦的年輕男人說。
「是的，女士。」
「聖邁可，路德聖母學院，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喬治城。」
「你爸爸是醫生嗎？」
「先父在邁阿密開一間小雜貨店。」
「晤，得付這麼多學費一定很頭痛。」
幾個陪審團成員輕笑起來。
「我很幸運，得過幾個獎學金。」我說，「從高中時代開始。」
「我有個叔叔在諾福克的『幽冥殯儀館』做事。」另一個人說。
「哦，少來了，巴瑞，不可能有殯儀館真叫那種名字。」
「我沒騙你。」
「那算什麼，我們法葉特維爾有一家殯儀館是一家姓『棺木』的人開的。你們猜這殯儀館叫什麼名字？」
「不可能吧？」
「你不是這一帶的人？」
「我出生在邁阿密。」我回答。
「那斯卡佩塔是西班牙姓了？」
「事實上，是義大利姓。」
「這倒有趣，我還以為義大利人都是深色眼珠深色頭髮的。」
「我祖先是從義大利北部的維羅納來的，那裡有不少人跟薩瓦 人、奧地利人和瑞士人的血統很相近。」我耐心地解釋道，「我們當中有很多人是金髮藍眼。」
「哇，我敢說你一定很會做菜。」
「這是我的嗜好之一。」
「斯卡佩塔醫生，我對你的職位不是很了解。」一個看來跟我年齡相仿、穿著體面的男人說，「你是里士滿的首席法醫嗎？」
「我負責整個州。我們有四個分區辦公室。中央辦公室在里士滿，潮水鎮辦公室在諾福克，西區辦公室在羅諾克，北區辦公室則在亞歷山德里亞。」
「所以主任剛好被派在里士滿？」
「對，這樣的安排似乎比較合理，因為法醫系統是州政府的一部分，議會的議事也是在里士滿進行的。」我回答，這時門開了，羅伊·帕特森走進來。他是個寬肩、英俊的黑人男子，剪得短短的頭髮已開始泛灰。他穿著深藍色的雙排扣西裝，淺黃色的襯衫袖口綉著他的姓名縮寫字母。他打的領帶很有名，今天這條看起來像是手工繪製的。他向陪審團成員問好，對我則不甚熱情。
我發現那個塗著鮮紅唇膏的女人是陪審團的主席。她清清喉嚨，對我宣布我並非一定要作證，而我說的任何話都可能用來對付自己。
「我明白。」我說，接著便宣誓就位證人席。
帕特森在我的座位旁盤旋，對我的身份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介紹，然後便詳細地說起我的職位有什麼樣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又是如何容易被濫用。
「又會有誰在場目睹呢？」他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