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我待在家裡的爐火前，繼續一項繁瑣又令人沮喪的工作，就是做筆記，試著記下我過去幾個星期的一舉一動。不幸的是，警方推斷艾迪·希斯被人挾持走的時候，我正在從辦公室開車回家的路上。蘇珊被殺時，我一個人在家，馬里諾帶露西去練習射擊了。弗蘭克·唐納修被射殺的那個清晨，我也是獨自一人。在這三件謀殺案發生時，沒有目擊證人證實我在做什麼。
相比之下，行兇動機和作案手法就相當難以說服人了。女人很少以處決式的手法殺人，在艾迪·希斯的案子里也找不出任何動機，除非我是個不為人知的性虐待狂。
我正想得出神，露西叫道：「我找到些東西。」
她坐在計算機前，雙腳架在一張矮凳上，椅子轉向一側。她膝上放了好多張紙，鍵盤右邊擱著我那把史密斯&韋森點三八。
「你把我的左輪手槍拿到這裡幹什麼？」我不自在地問。
「彼得叫我一有機會就空扣扳機，所以我一面運行搜尋記錄磁帶的程序，一面練習。」
我拿起左輪，按下栓扣檢查彈膛，確定裡面沒有子彈。
「雖然還有好幾卷磁帶沒搜尋過，但我已經碰上要找的東西了。」
我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突然感到樂觀不少。
「十二月九號的記錄磁帶顯示出三條有趣的TU。」
「TU是什麼？」我問。
「十指指紋更新數據。」露西解釋道，「這裡有三條記錄。有一條完全被刪除了，另一條的SID號碼被改變，還有一條記錄是新增的，幾乎和另兩條被刪除或改變是同一個時間。我登入犯罪記錄交換中心，去查改變和新增這兩條記錄的SID號碼。被改的那條記錄查到的是朗尼·喬·華德爾。」
「那條新的記錄呢？」我說。
「很詭異，沒有犯罪前科資料。我把那個SID號碼輸入了五次，都一直是『查無記錄』。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如果犯罪記錄交換中心沒有前科數據，我們就沒辦法知道這個人是誰。」
露西點頭。「對，在自動指紋辨識系統里有某人的指紋和SID號碼，卻沒有姓名或其他能辨識身份的東西與它匹配。在我看來，這表示有人把這個人的記錄刪掉了。換句話說，犯罪記錄交換中心也被動了手腳。」
「再回到朗尼·華德爾的問題上。」我說，「你能不能推出他的記錄被動了什麼手腳？」
「我有個想法。首先，你要知道SID號碼是獨一無二的辨識碼，各有單獨的索引，系統不會允許你在一個SID號碼下輸入兩個數值。比方說我想和你交換SID號碼，就必須先把你的記錄刪掉，把我的SID號碼換成你的，再進入你的記錄，把我原來的SID號碼給你。」
「你認為就是這麼回事？」我問。
「這樣就能解釋我在十二月九號的記錄磁帶里發現的這幾條TU了。」
華德爾被處決前四天，我想。
「還有，」露西說，「十二月十六號，華德爾的記錄從自動指紋辨識系統里刪除了。」
「怎麼可能？」我迷惑地問，「范德拿珍妮弗·戴頓案里出現的一枚指紋去自動指紋辨識系統里找，查到華德爾身上，這才是一個多星期以前的事啊。」
「十二月十六號，自動指紋辨識系統在上午十點五十六分出了故障，在華德爾的記錄被刪除之後的九十八分鐘；」露西答道，「資料庫用記錄磁帶恢複過來了，但你要記得，備份一天只會在下午做一次。因此十二月十六號系統出故障的時候，早上對資料庫做的更改都還沒有備份。等資料庫恢複之後，華德爾的記錄也恢複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華德爾行刑的四天前在他的SID號碼上動了手腳？在他被處決三天後，又有人把他的記錄從自動指紋辨識系統里刪除了？」
「在我看來是這樣。我搞不懂，這個人為什麼第一次不直接把他的記錄刪除呢？為什麼要先費事去改變SID號碼，再回來把他的整條記錄都刪除？」
不久後，我打電話給尼爾斯·范德，他對這個問題有很簡單的答案。
「囚犯死亡後，將指紋從自動指紋辨識系統刪除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范德說，「事實上，如果我們沒有把某個已死囚犯的記錄刪掉，唯一的原因是他的指紋可能出現在其他未破的案子里。但華德爾已經坐了九或十年的牢，不值得把他的指紋存起來。」
「十二月十六號把他的記錄刪除是例行公事？」我說。
「絕對是，但如果在他的SID號碼被改變的十二月九號刪除他的記錄，就不是例行公事了，那時華德爾還活著。」
「尼爾斯，你認為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改變一個人的SID號碼，凱，就等於改變他的身份。我或許湊巧碰上他的指紋，但如果把對應的SID號碼輸入到犯罪記錄交換中心，得到的也不是他的前科資料。我若不是找不到前科資料，就是會找到別人的。」
「在珍妮弗·戴頓家裡找到的那枚指紋就讓你碰上了。」我說，「你在犯罪記錄交換中心輸入對應的SID號碼，結果查到朗尼。華德爾。然而現在，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最初的SID號碼遭到更改。我們不知道是誰在她的飯廳椅子上留下了指紋，對不對？」
「沒錯。而且事情愈來愈清楚，有人費了好大工夫，讓我們無法查證那個人是誰。我不能證明那不是華德爾，也不能證明是。」
他說話的時候，我的腦海閃現出種種影像。
「為了證實珍妮弗·戴頓椅子上的指紋不是華德爾的，我需要一個足夠可信的舊指紋、一個不可能被動過手腳的指紋。但我實在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找。」
我眼前出現深色的壁板和硬木地板，乾涸的血跡暗紅如石榴石。
「她家。」我喃喃道。
「誰家？」范德不解地問。
「羅比尼·納史密斯家。」我說。
十年前，警方搜索羅比尼·納史密斯的家時，不會帶著激光或者Luma-Lite。那時還沒有DNA比對這種東西，弗吉尼亞還沒有自動的指紋系統，沒有電腦化的方式能讓留在牆上或者其他地方不完整的血指紋變得更清楚。雖然新式科技一般與早已結案的案子沒什麼關係，但還是有些例外。我相信羅比尼·納史密斯的案子就是例外。
如果我們在她家噴洒化學藥劑，或許可以「重建」當時的現場。血液會結塊、流淌、滴落、濺灑、形成污漬、發出鮮紅的尖叫，會滲進裂縫和罅隙，鑽進墊子和地板底下。雖然血跡可以洗掉，也會隨著時間變淡，但永遠不會真正消失。就像珍妮弗·戴頓床上找到的那張無字的紙，在羅比尼·納史密斯被殺害的房間里也有肉眼看不見的血跡。當年警方辦案時沒有高科技的幫助，只找到一枚血指紋，也許華德爾留下的指紋不止一枚，也許那些指紋還在那裡。
尼爾斯·范德、本頓·韋斯利和我向西行駛，往裡士滿大學的方向開去。校合是一組喬治王時代風格的美麗建築，環湖而立，位於三鍬路和河流路之間。多年前羅比尼·納史密斯就是從這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她對這一區感情深厚，她的第一棟房子就買在離校園兩條街的地方。
她生前住的那棟小磚房有雙重斜面的四邊形屋頂，建在半英畝土地的中央。這地方會是小偷的理想選擇。庭院里都是樹，屋後有三棵巨大的木蘭樹，完全遮住了陽光，使房子顯得渺小。我不認為左右兩邊的鄰居能聽到羅比尼·納史密斯屋裡的動靜一如果他們在家。而羅比尼被殺害的那天早上，她的鄰居都上班去了。
十年前，這棟房子是在那麼特殊的情況下出售的，價格在這一區來說算是很低。我們查出里士滿大學把它買下供教職員住宿，屋裡的東西大多也都留著。羅比尼沒有結婚，是獨生女，住在北弗吉尼亞的父母也不想要她的傢具。我想他們無法忍受跟這些東西生活在一起，甚至連看到都受不了。房子被校方買下之後，就租給了單身的德語教授山姆·波特。
我們從行李廂把攝影器材、化學藥劑和其他東西拿出來的時候，房子的後門開了。一個看來不甚健康的男人不甚熱心地跟我們道早安。
「需要幫忙嗎？」山姆·波特抽著煙走下台階，把日漸稀疏的黑色長髮從眼睛上拂開。他矮矮胖胖，臀部寬大，像個女人。
「那就麻煩你搬這個箱子。」范德說。
波特把香煙丟到地上，並沒費事踩熄。我們跟在他後面走進小廚房，裡面有綠色的舊電器，還有幾十個臟碗盤。他帶我們走過桌上堆著待洗衣物的飯廳，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廳里。我放下手裡的東西，試著不要表現出震驚的樣子。我認出了連接著牆上的有線電視纜線的電視機、昔日的窗帘、那張棕色的皮沙發，還有現在已經滿是刮痕、臟污不堪的拼花地板。波特一面隨便收拾著四處散落的書本與紙張，一面開口了。
「你們也看得出來，我不太有家務上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