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三天是假期即將來臨前典型的情況。聯繫的時候找不到人，也沒有人回電話，停車場多出很多空位，午餐時間拉長，人們在因公出門的路上偷偷到商店、銀行、郵局辦點私事。從實務的角度來看，整個州在假期正式開始之前就打烊了，但不管用什麼標準來看，尼爾斯·范德都不是個「典型的人」。他在聖誕節前一天打電話給我，對今夕何夕以及身在何方顯然毫無感覺。
「我正準備開始做圖像強化的工作，你可能有興趣。」他說，「珍妮弗·戴頓的案子。」
「我馬上到。」我說。我走過走廊，差點撞上從男廁所出來的本·史蒂文斯。
「我要去見范德，」我說，「不會太久，我的文件都拿到了。」
「我正要去找你。」他說。
我猶豫地停下腳步，聽他準備說些什麼。我不知他是否感覺得到，我很難若無其事地面對他。露西繼續從我家的終端機注意是否有人試圖再次進入我的目錄，目前為止還沒發現。
「我今天早上和蘇珊說過話。」史蒂文斯說。
「她還好嗎？」
「她不回來上班了，斯卡佩塔醫生。」
我不意外，但她竟不肯親自告訴我，這讓我覺得被刺了一下。我至少打過六七次電話去找她，不是沒人接，就是她丈夫編借口，解釋蘇珊為何無法接聽。
「就這樣？」我問他，「她就說不回來上班了？理由呢？」
「我想她懷孕要比原本預期的辛苦，這工作對她來說負擔太重了。」
「她必須寄辭職信來。」我無法抑制聲音中的怒氣，「人事部門的細節我就交給你了，我們要立刻找接替她的人。」
「現在預算凍結，沒辦法僱人。」我走開時，他提醒我。
屋外，被鏟在道路兩旁的積雪已經凍成一堆堆髒兮兮的冰丘，既不能在上面停車也不能走過去。厚重的雲層後透出蒼白的陽光。一輛電車載著一支小型銅管樂隊開過去，我在他們漸行漸遠的「全世界都快樂」的樂曲聲中爬上花崗岩台階，上面撒的鹽踩起來像沙子。一名法警讓我進入海岸大樓，我在一間有彩色顯示器和紫外線燈的房間里找到范德。他坐在圖像處理器的工作站前操作滑鼠，緊緊盯著屏幕上的某些東西。
「不是空白的，」他連句「你好嗎」都沒說就直接宣布，「有人在這張紙的前一張或前幾張上寫了些東西。如果仔細看，可以隱約看出一些痕迹。」
我明白了。他左邊的燈桌中央放著一張乾淨的白紙，我俯下身仔細查看。痕迹非常淺，簡直難以確定我究竟是真的看見了還是想像出來的。
「珍妮弗·戴頓床上的水晶底下找到的紙？」我開始感到興奮。
他點頭，繼續移動滑鼠，並調整著灰度。
「這圖像是正在拍攝的嗎？」
「不是，攝影機已經把圖像拍下來了，存在硬碟里。不要碰那張紙，我還沒有檢查過上面的指紋。快點，快點。」他這是在跟圖像處理器講話，「我知道攝影機能看得很清楚，你可要幫我們的忙呀。」
計算機化的圖像強化方式是對比和出謎題。攝影機可以分辨出兩百多種不同的灰色，肉眼只能分辨出不到四十種——看不見，並不表示不存在。
「謝天謝地，處理紙的時候不用擔心背景的雜色。」范德一面工作一面說，「這樣速度可以快得多。前幾天有個遺留在床單上的血印把我害慘了，因為有纖維的編織紋路，你知道，不久前那樣的印子還一點用都沒有呢。好了。」他處理的那一塊區域罩上了另一層灰，「現在有點苗頭了，看到沒有？」他指著屏幕上半邊出現的淺淡痕迹。
「勉強可以。」
「我們在這裡試著加強陰影和痕迹的對比，因為這紙上並沒有寫下又擦掉什麼東西。光線斜照在紙張平面和凹痕上，陰影就產生了，至少攝影機清楚地抓到了陰影。沒機器幫忙是看不見的。來試試，把垂直部分加強一點。」他移動滑鼠，「把水平部分調暗一點。好，有了。2—0—2，後面一橫杠。這是個電話號碼。」
我拉過一把椅子，在他旁邊坐下。「那是華盛頓特區的區號。」
「我看到了一個4和一個3——那是個87」
我眯起眼睛。「我想是3。」
「這樣比較清楚。你說得沒錯，絕對是3。」
他繼續努力了一陣，屏幕上可以看見愈來愈多的數字和字母。他嘆口氣說：「可惡，最後一個數字弄不出來。它就是不在那裡，不過看看特區區號前的這個。『致』，接著是冒號，底下是一個『傳自』，接著又有冒號和另一個號碼，8—0—4，這是本地的。這個號碼很不清楚，一個5，好像還有一個7還是97」
「我想那是珍妮弗·戴頓家的號碼，」我說，「她的傳真和電話用的是同一條線。她的辦公室里有一台傳真機，可以用普通列印紙一張張傳出去的那種。看起來她在這張紙上寫了一份傳真。她傳了什麼出去？另一份文件嗎？這底下沒有寫東西。」
「我們還沒弄完呢。現在看到的像是日期，是11嗎？不對，那個字是7。十二月十七號。現在往下移。」
他移動滑鼠，使屏幕上的箭頭往下滑，又按下一個鍵將要調整的區域放大，然後慢慢地從一片虛無之中抓出字句來，這裡一撇，那裡一點，那裡又一杠。范德一言不發地進行著，我們幾乎沒眨眼，大氣不出一聲，就這樣坐了一個小時。字跡漸漸變得清楚，不同色調的灰度互相對比，一點一滴地顯示出來。他用要求、哄騙把那些字變了出來——真是不可思議，全都出現了。
整整一星期前，在珍妮弗·戴頓被殺不到兩天前，她傳真了如下一封信到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號碼去。
是的，我會合作，但是已經太遲了，太遲了，太遲了。最好還是你來這裡，這一切都大錯特錯！
范德按下列印鍵。我終於把頭從屏幕上抬起來，覺得一陣暈眩，視線暫時模糊了，腎上腺素激增。
「這個要立刻給馬里諾看。希望我們能找出這是誰的傳真，這個華盛頓的號碼就差最後一位數字了。除了最後一位數字，和這個號碼一模一樣的傳真在華盛頓還會有幾個？」
「從0到9的數字，」范德在印表機的嗒嗒聲中提高了聲音，「最多只會有十個，不管是不是傳真。」
他給我一份列印出來的結果。「我會把它弄清楚一點，稍後再印一份更好的給你。還有一件事。我試著調朗尼·華德爾的指紋，就是納史密斯案子里那個沾血大拇指的指紋的照片，可是一點進展也沒有。我每次打電話到檔案處去，他們都說還在找他的檔案。」
「現在快放假了，我敢說那裡現在幾乎沒人上班了。」我說，心裡卻冒出一種揮之不去的預感。
我回到辦公室，找到馬里諾，把圖像處理器發現的東西解釋給他我回到辦公室，找到馬里諾，把圖像處理器發現的東西解釋給他聽。
「該死，電話公司那邊不用想了，」他說，「我在那裡的關係已經度假去了，聖誕節前一天也不會有人幫你忙活。」
「我們自己或許可以找出收到她傳真的是誰。」我說。
「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除非我們發一封傳真過去，上面寫著『你是誰』，希望能接到一張回覆的傳真，上面寫著『嗨，我是殺死珍妮弗·戴頓的人』。」
「這要看那個人的傳真機有沒有設定辨識標記。」我說。
「辨識標記？」
「比較精密的傳真機可以讓你把自己的名字或公司名稱設定在系統里，你傳出去的東西上面都會印有這個辨識標記。更重要的是，接收傳真的那個人的辨識標記也會顯示在發傳真的這台機器上。換句話說，如果我發一份傳真給你，在我這裡的傳真機上就會看見『里士滿市警局』出現在我剛撥出的號碼上面。」
「你找得到這麼高級的傳真機嗎？我們隊的這一台爛透了。」
「我的辦公室里就有一台。」
「唔，到時候告訴我結果。我得上街了。」
我很快列出了十個電話號碼，前面六位是范德和我從珍妮弗·戴頓床上的那張紙上辨認出來的，最後一位從0、1、2、3依序排列。然後我一個一個試，其中只有一個號碼接通後，傳來的是非人類的尖銳響聲。
傳真機放在電腦分析師的辦公室里，幸運的是瑪格麗特也早早放假了。我關上她辦公室的門，在她的桌旁坐下來，一邊聽著小型計算機的嗡嗡聲、看著數據機的小燈閃動，一邊思索。辨識標記的作用是雙向的。要是我開始傳送，我辦公室的辨識標記就會出現在我撥過去的那台傳真機上。我必須迅速切斷，不讓傳送過程完成。我希望等有人過去看傳真機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主任法醫辦公室」和我們的號碼已經消失了。
我在送紙盤裡放進一張白紙，撥了那個華盛頓的號碼，等著傳送開始。字幕顯示窗上什麼都沒有。該死，我撥的這台傳真機沒有辨識標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