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慮不安地等待著，時間從一天又一天變成以星期為計算單位快速飛去。自從我把莊家房的消息轉給馬里諾之後，他就一直沒有跟我聯絡，我也沒有從任何人處得到任何消息。隨著時間的流逝，那種靜默變得越來越巨大，也越來越不吉利。
入春的第一天，我從已經待了三個小時的會議室抽身，我在那裡遭到兩名律師連番詢問，羅絲告訴我有電話找我。
「凱？是我，彭頓。」
「午安。」我說，腎上腺素洶湧著。
「你明天可不可以來匡提科？」
我伸手拿我的日誌，羅絲已經寫進一個會議時間，但那可以改期。
「什麼時間？」
「10點，如果方便。我已經跟馬里諾談過了。」
我還來不及問任何問題，他就宣稱無法多談，說見面時會告訴我所有細節。我離開辦公室時已是6點鐘。夕陽隱沒，天氣轉涼。當我轉上屋前車道時，注意到屋裡的燈亮著。艾比在家。
我們最近很少見面，兩人都忙進忙出，幾乎沒說上什麼話。她從不到商店買東西，但偶爾會在冰箱上擺著的磁鐵下留張50元美金，跟她所吃不成比例，她吃得意外的少。當葡萄酒或蘇格蘭威士忌變少時，我會在瓶子底下找到一張20美元。幾天前，我在一盒用光了的洗衣粉上發現一張5元美金。繞著我屋子裡的房間走一遭，就像是一場奇異的尋寶之旅。
我打開前門，艾比突然站在門口，瞪著我。
「對不起，」她說，「我聽到你車子的聲音，不是要嚇你。」
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打從她住進來開始，我就逐漸變得神經兮兮。我想我對於失去的隱私還沒有能夠調整適應過來。
「要喝點什麼嗎？」她問，看起來相當疲累。
「謝謝。」我說，解開我大衣的扣子，眼睛搜尋著客廳。咖啡桌上一個塞滿煙蒂的煙灰缸旁，有一隻酒杯和幾份記者用的筆記簿。
我脫下大衣和手套，徑直上樓，把大衣手套丟在床上，回帶聽取答錄機上的留言。我的母親來電話，如果我在晚上8點鐘以前撥一個特定號碼，有機會得什麼獎；馬里諾告訴機器說明天早上幾點來接我；馬克和我繼續錯失對方，只彼此在對方答錄機里留言。
「我明天要到匡提科。」我回到客廳，告訴艾比。
她指了指放在咖啡桌上的我的飲料。
「馬里諾和我要去看彭頓。」我說。
她伸手拿她的香煙。
「我不知道事情發展得怎樣了，」我繼續，「也許你知道。」
「我為什麼會知道？」
「你在這裡的時間不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當你在辦公室時，我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麼。」
「我沒有處理什麼醒目重要的東西，你想知道什麼？」我微微提議著，試圖驅散緊張氣氛。
「我不問是因為我知道你對你的工作非常保密，我不願意去窺探。」
我假設她是在暗示，如果我問她最近在做些什麼，我就是在窺探。
「艾比，你近來似乎很陌生、很冷淡。」
「心事太多，請不要覺得是因為你的緣故。」
當然她有很多事要想，像是她要寫的書，像是她要怎麼處理她的生活，但是我從未見過艾比如此孤獨退縮。
「我只是關心，如此而已。」我說。
「你不了解我的個性，凱。當我專心投入某些事情時，整個人就會被完全吞噬，根本無暇顧及其他，也無法將之驅之腦後。」她停頓了一下，「你說這本書是一個救贖的機會，對的，它是。」
「很高興聽你這樣說，艾比。我知道你的能力，這本書肯定會暢銷。」
「也許。但我不是惟一一個有興趣寫關於這些案件的人。我的代理人已經聽到外頭有些傳聞。我已經開始了好久，如果我動作快一點，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關心的不是你的書，而是你。」
「我也關心你，凱，」她說，「我很感激你為我做的事，像讓我住在這裡。但我答應，不會太久的。」
「你可以隨你意思想待多久就多久。」
她拾起筆記簿和她的飲料。「我必須趕快動手寫，但是在我有我自己的空間以及我的電腦之前，我無法開始。」
「那麼你這些天只是在搜集資料啰。」
「是的。我找到很多我不知道我正在找的東西。」她猜謎一樣地說著，起身走向她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當往匡提科的公路出口出現在視線範圍之內時，交通突然完全停頓下來。很顯然，我們所在的這條95號州際公路的北邊不遠處，有事故發生，而車輛無法移動。馬里諾猛然打開他車上的警示燈轉向路肩，接著我們就一路顛簸搖晃地往前開了大約有百碼遠，路面上的小石子熱鬧地在底盤下彈跳。
過去兩小時，他不斷地對我細數他最近在家務處理上的成就，我則分心想著韋斯利到底要跟我們說什麼，還擔憂著艾比。
「從來不知道活動百葉窗是那樣難纏的婊子，」當我們加速經過海軍陸戰隊兵營和靶場時，馬里諾抱怨著。「我用清潔劑噴洒，對吧？」他瞥了我一眼。「而每一板條都花上我一分鐘時間來清理，紙巾碎片見鬼地堆滿了整個地方。最後我有了主意，把那整個鬼東西從窗架上拿下來，丟到浴缸里。裝滿熱水和肥皂。嘿，就那樣輕輕鬆鬆完成了。」
「那很好。」我咕噥著。
「我同時在撕下廚房的壁紙。住進那房子時，壁紙就在那裡了。多麗絲從來就不喜歡它。」
「問題是你喜不喜歡它，是你住在那裡面的。」
他聳聳肩。「告訴你實話，我從來就沒有怎麼注意過。但是我想如果多麗絲說那很醜，那應該就是。我們曾討論過把露營車賣掉，裝一個高於地面的游泳池。所以我最後也會做那個。必須要在夏天前弄好。」
「馬里諾，要小心，」我溫柔地說，「要確定你是為自己而做。」
他沒有回答我。
「不要把你的將來建築在一份可能無法實現的希望上。」
「那無妨，」他終於說，「即使她永遠不會回來，讓家裡變得比較美好不是壞事。」
「嗯，哪一天你一定得邀請我到你家去看看。」我說。
「是呀，都是我到你家去，你還沒有到過我家呢。」
他停妥後我們下車。聯邦調查局學院持續擴張，遷移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的外環邊緣。主要建築及其噴泉和旗幟已經變成行政大樓，活動中心遷移到隔壁一棟新磚牆大廈。一個看來像是宿舍的建築物，自我上次拜訪以來，又往上加高了些。遠處的槍擊聲，聽來有如炮竹響動。
馬里諾依規定把他的點三八手槍留在警衛室。我們簽了名，別上一張訪客通行證，然後他帶著我走一連串所謂的捷徑，避開磚石玻璃建成的大廈與大廈間的密閉通道，或沙鼠甬道。我跟著他穿過一扇門來到建築物外，走過一個裝貨碼頭，經過廚房。最後我們從一間禮品店的後面現身，馬里諾在那裡毫無顧忌地直接往前大步走，看也沒有看一旁一個手上拿著一疊毛衣的年輕女職員。她的嘴唇分開著，對我們這樣非正統的途徑做著無聲的抗議。跨出商店，轉過一位迎面來者，我們進到一間叫「交易所」的酒吧，韋斯利正坐在角落一張桌子旁等著我們。
他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寒暄，直接切入正題。
莊家房的主人叫斯蒂芬·斯浦勒。韋斯利這樣形容他，「34歲，白人，黑髮，棕眼。5英尺11寸，160磅重。」斯浦勒尚未被逮捕或訊問，但被嚴密監視著，到目前為止，監視結論是不完全正常。
他有幾次在很深的夜晚離開他兩層樓的磚石房屋，開車到兩家酒館和一家休息站。他似乎以不在同一個地方待上太久。他總是一個人。前一個禮拜，他跟一對從「湯姆·湯姆斯」酒吧出來的情侶攀談，後來又找人問路，沒有其他事情發生。那對情侶坐上他們自己的車離開，斯浦勒進到他的林肯車繼續漫遊，最後回家。沒有調換汽車牌照。
「我們有搜證方面的問題，」韋斯利說道，透過玻璃杯看著我，臉色嚴峻。「我們實驗室里有一個彈殼。你在里士滿則有從德博拉·哈威身上起出的子彈。」
「我沒有那顆子彈，」我回答，「子彈是在刑事科學館。我猜你們已經開始對自伊麗莎白·莫特汽車裡發現到的血跡進行DNA分析了吧？」
「那還要等一到兩個星期。」
我點頭。聯邦調查局的DNA實驗室用五種多形態的探測器，每一個探測器都需要在X射線顯影劑中放上大約一個星期，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很久前就寫信給韋斯利，建議他向蒙塔納拿血液樣品，立刻開始做分析。
「如果沒有嫌疑犯的血液，DNA根本一點鬼用也沒有。」馬里諾提醒我們。
「我們正在計畫著。」韋斯利很有毅力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