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點45分，里士滿的國際機場看來一如杳無人煙的荒涼野地。餐廳門關著，報紙堆在大門深鎖的禮品店前，一個管理員緩緩推著個垃圾桶走動，像是正在夢遊的人般撿起口香糖包裝紙和煙蒂。
我在美國航空公司的候機室里找到馬里諾，他閉著眼睛，隨便捲成一團的雨衣墊在頭下，他正在這個沒有空調、燃亮著人工光線的密閉室內打盹。周圍全是空椅子，地上鋪有藍點地毯。我看著他，有那麼一剎那，我似乎並不認識他，我的心沒來由地震動了一下。馬里諾老了。
回想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我應該才剛上任不到幾天。我在一個停屍間做解剖，一個面無表情的高大男人走進來，站在工作台的另一邊。我記得我感覺到他冷冷的觀察目光，我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像是他正把我一層層地剖開來研究，一如我研究我的屍體。
「你就是新來的主管。」他聽來像是在挑戰，質疑著我竟然膽敢認為我可以把這個從沒有一個女人從事過的職位掌握好。
「我是斯卡佩塔醫生，」我當時回答。「我猜你是來自里士滿市吧？」
他含糊地報了名，然後沉默地等著我把他經手的謀殺案件屍體里的幾顆子彈取出來，開了單據交給他。他轉身就走，沒有說「再見」或「很高興認識你」之類的話，那時起我們開始建立了職業上的關係。我領悟到他只因為我的性別而拒絕我，因而也同時回封他為呆瓜一個，腦子完全腌制在男性睾丸素酮里。事實是，私底下他讓我感覺相當具有威脅。
現在，看著眼前的馬里諾，很難想像他曾讓我覺得害怕。他看起來老邁而且失意+襯衫在他肥碩的肚腩上拉扯著，一綹綹的灰發像不受控制似的到處亂竄，眉頭深鎖，但看來既不是發怒也不是憂慮，只是積習難改的緊張和不愉快衝蝕而出的深深縐褶。
「早安。」我輕輕碰了碰他的肩。
「袋子里是什麼？」他喃喃嘀咕著，沒有張開眼睛。
「我以為你睡著了。」我說，很感驚訝。
他坐起來，打著呵欠。
我坐在他旁邊，打開紙袋，拿出我在家弄好的咖啡和奶油起司硬麵包圈，在出門之前還放到微波爐里熱過。
「我猜你還沒吃吧？」我遞給他一張餐巾紙。
「那些看起來像真的硬麵包圈。」
「是的。」我說，打開我的那一份。
「我以為你說飛機6點起飛。」
「6點半。我很確定我是那樣告訴你的，我希望你沒有在這兒等很久。」
「哼，我就是。」
「對不起了。」
「機票在你那兒，對不？」
「在手提包里。」我回答。有時候我和馬里諾的對話聽起來就像一對老夫老妻。
「你要問我，我會說我真不確定你那個主意值得我們這麼做。即便我有那筆餞，我也不會這樣自掏腰包。但如果是因為你喝醉的話，我倒不會太驚訝，醫生。說真的，你至少試試用事後償還給付的方式，我會比較安心。」
「那不會讓我比較安心。」我們已經為這事爭執過了。「我不會去填寫出差用償還給付憑證，你也不要。你填寫一張憑證，就留下了個可以追查的文件資料。反正，」我說，喝了口咖啡，「我負擔得起。」
「如果那樣做可以為我省下600塊，我倒寧願留下可以追查我到月亮的文件資料。」
「胡說，我知道你不會那樣傻。」
「好吧，我承認是胡說，這整件事跟狗屎一樣愚蠢。」他在他咖啡里丟下幾包糖。「我想是『艾比·敦布狗』把你的腦筋炒成漿糊了。」
「謝謝你。」我簡單地回答。
其他的旅客開始分批湧進。我發覺馬里諾有個惹人驚訝的能力，他似乎可以把世界秩序輕輕地從原有轉軸上不著痕迹地使之傾斜出軌。他選擇坐在非吸煙區，然後從成排的直立煙灰缸里拿了一個放到他坐位旁。這彷彿下意識地邀請了坐在我們附近的吸煙乘客共襄盛舉，有幾人也帶來額外的煙灰缸。到我們該上飛機時，吸煙區幾乎找不到煙灰缸了，而大家似乎都不太確定應該往哪裡坐。在難堪中，我下定決心不要在這個不友善的侵佔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把我的煙盒留在皮包里。
馬里諾比我更不喜歡飛行，一路睡到夏洛特，我們在那兒換乘一架通勤用小型飛機。那小飛機引發我一個不愉快的聯想，在半空中承載脆弱人體血肉的這個東西看來是多麼不堪一擊。我有過處理空難事件的經驗，知道一架飛機和乘客散布在幾英里的地面上是怎樣一個悲慘狀況。我注意到這架飛機上沒有廁所，也沒有飲料服務，當引擎發動時，飛機像是被侵襲般地震動著。旅程一開始，我就享受著一個罕有的特權，看著飛行員們互相聊天、伸懶腰、打呵欠，然後一名空中小姐從通道走向前使勁地把門帘拉上。氣流開始變得愈加狂亂，群山在霧氣間隱沒又現身。飛機第二次突然失去高度時，我的胃猛然跳到我的喉嚨，馬里諾指節泛白地用力抓緊兩邊扶手。
「耶穌基督。」他抱怨著，而我開始後悔為他準備早餐，他看來像是要嘔吐。「如果這個怪物可以完整地回到地面，我要好好喝一杯。我才不管現在幾點。」
「嘿，我請你。」一個坐在我們前面的男子轉過頭來說。
馬里諾目瞪口呆地死盯著坐位前機身部分的奇異景象。地毯邊緣的一個金屬條上滾起一重鬼魅似的凝結霧，這在我的飛行經驗里從未經歷過，好像雲朵滲入到飛機里來了。當馬里諾指著這個對一名空姐大叫「那是什麼？」時，她完完全全地漠視他。
「下次我會在你的咖啡里放顆鎮靜安眠藥。」我在緊咬的齒縫間吐出警告的字眼。
「下次你想跟某些在柴枝里生活的狂野吉普賽人說話，我絕不會跟著來的。」
整整半個小時，我們的飛機在斯帕坦堡上空盤旋，兼帶碰撞起伏，拳頭大冰冷的雨急射地面草地。因為霧氣籠罩，我們無法降落，真的，剎那間我曾覺得我們可能會死掉，我想到我的母親，想到露西，我的外甥女，我實在應該在聖誕節回家，但我當時因某些私事而沮喪萬分，更不願意有人問起馬克的事。我很忙，母親，我就是無法分身。「可是聖誕節到了呀，凱。」我不記得母親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但我永遠可以辨別她想哭的時候。她的聲音變得很奇怪，一字一字間的停頓拉得老長。「露西會很失望的。」她那時說。我已經寄了份面額很高的支票給露西，還在聖誕節早上打電話給她。她很想念我，但我確定我更想念她。
突然間，雲霧散開，陽光照亮了舷窗，所有的乘客，包括我，不約而同地熱烈地鼓起掌來謝謝上帝和飛行員，慶祝著我們的存活。頓時，通道前前後後間熱烈地說起話來，好像我們已經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
「也許騎著掃帚的希爾達關心著我們。」馬里諾譏嘲地說，他滿臉是汗。
「也許是吧。」我說。當我們著陸時，深深地吸了口氣。
「記得幫我跟她道謝。」
「你可以自己跟她道謝的，馬里諾。」
「唷。」他說，打著呵欠，看來已經完全恢複了。
「從電話中聽來她人很好，也許就這麼一次，你應該試試保持個開放的胸襟。」
「唷。」他又說。
當我從查號台得到希爾達·歐茲梅克的號碼打電話給她時，我預期會是個精明幹練又多疑的女人來接聽，並且在每一個評論上都用美元打括弧。相反的，她隨和又溫柔，而且意外地充滿信任，她沒有問問題或要我證明我是誰。她的聲音只有一次聽來有點擔心，那是當她提到她無法到機場來接我們時顯露出來的。
因為是我出錢負擔這次的開支，而且我不想開車。我告訴馬里諾可以選擇任何他想租用的車，他就像是個第一次開車上路的16歲孩子，選了一輛全新的雷鳥，黑色，有天窗、音響、電動車窗、皮製坐墊。他往西開去，打開天窗，又把暖氣擰開，而我則在車上把我在華盛頓跟艾比的對話細細說給他聽。
「我知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屍體被移動過，」我在解釋。「而現在我猜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不確定我懂，」他說，「你為什麼不一點一點地告訴我。」
「在你和我到達休息站前，已經有人搜查過吉普車了，」我開始解釋。「而我們沒有在儀錶盤上看到一張紅心J，也沒有在坐椅上，或任何其他地方看到。」
「不見得那張紙牌不在儀錶盤旁的儲物箱或其他地方呀，警察有可能在警犬聞嗅之後找到了。」他一邊保持汽車時速，一邊說著，「如果這個紙牌是真的存在的話，但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
「讓我們先假設那是真的。」
「我在聽。」
「韋斯利在我們之後到達休息站，所以他也沒有看到紙牌。後來，吉普車被警方搜查過，你可以確定韋斯利如果不是在現場，就是跟摩瑞聯絡而知曉找到了什麼東西。如果沒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