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街的購物中心很像水灣商場，只是不在水邊。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區的北面，是那種披滿鋼化玻璃，開放又明亮的購物勝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飯，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達等奢侈。一小時之內我還有約會，又要處理兩起意外死亡和一樁自殺案，但我現在迫切需要放鬆。
我對馬里諾很敏感。他對我的態度讓我想起了醫學院。
在霍普金斯，我們班只有四個女生。剛開始我太天真了，沒有意識到我們的處境。每當教授叫我名字時，椅子砰砰作響、紙張噼啪翻動原來並非巧合。過去的試卷四處流傳，但總沒有我的份兒也不是偶然。當我有幾次錯過上課、必須借筆記時，那些借口——「你認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給別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那個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裡，我像只小昆蟲，只有被陷害的份兒，從來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最殘酷的懲罰是隔離。我從來不認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我的一個女同學後來退學了，另一個弄到神經崩潰。生還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對他們的報復。
我以為那種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但馬里諾又把它們帶了回來。這次我比平常軟弱，因為這幾個案子對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我不想單獨對付，但馬里諾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對馬特·彼得森如此，對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緩作用，明亮的陽光在前車窗上眨眼。購物中心的兩扇玻璃大門一開，就吹進了春天的微風，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擁擠。我一邊等著買色拉，一邊閑望路人。一對對年輕人靠著小桌談笑。我注意到有些滿懷心事的職業女性，身著昂貴的套裝，獨自一人啜著低卡可樂，或是細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這樣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獵物，一個大公共場合，那四個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這類快餐攤收了她們點的菜單。
但有個很重要卻讓人不解的問題，是那四個被謀殺的女人並不在同一個區域工作或居住。她們出入同一家餐廳、銀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滿很大，每個區都有主要的商業區域和興盛的購物中心，人們一般很少跨區消費。像我一般都去西區的購物中心或餐館，只有上班時例外。
那個收下我希臘色拉點菜單的女人停頓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臉上來回巡視，好像覺得我很面熟。我不悅地猜想她是否看過星期六晚報上的照片。再說每當弗吉尼亞中部發生聳人聽聞的謀殺，本地的電視台就會立刻從檔案里找出我曾在電視上露臉的錄像或那種法庭素描，說不定她看過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隱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幾個原因令我不能如願。全國的女性首席法醫屈指可數，所以記者對抓拍我或從我口中挖消息特別熱衷。我很容易被認出來，因為我「容貌出眾」、「金髮閃耀」、「端莊」，天知道還有別的什麼形容詞。我的祖先來自義大利北部，那裡有群人藍眼睛淡膚色，與法國東南部薩瓦地區、瑞士、奧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傳統上是個種族意識強烈的家族，到了美國仍只與義大利裔通婚，以保證血統純正。我母親告訴我無數次了，她最大的失敗是沒有生兒子，兩個女兒又不足以傳宗接代。多蘿茜的女兒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統，而以我的年紀與未婚的身份，眼看沒有多少指望。
我母親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絕路時，常常忍不住哭泣。「那麼優良的血統，」她嗚咽著，特別是節慶前夕，她本該被一大群可愛的孫兒圍繞，「多可惜，空有這麼優良的血統！我們的祖先！建築家，畫家！凱，凱，就這樣完了，實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沒人摘的好葡萄。」
我們家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維羅納，據我母親說，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家鄉，出了不少文藝大家，如但丁、皮薩諾、提香、貝里尼和保羅·卡利亞里。她堅信我們同這些名人是親戚。但據我所知，貝里尼、皮薩諾和提香雖然對維羅納畫派有影響，但他們其實是威尼斯人；詩人但丁則是佛羅倫薩人，在教廷之爭後遭到放逐，便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維羅納不過是他去利維尼奧途中的歇腳處。老實說，我的直系祖先是鐵路工人或農夫，兩代之前來到這個國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個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擁抱這溫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滿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飯飽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綠燈，看到街對面有兩人從一家中國餐館走出，那眼熟的金髮使我自然地轉過身去。是比爾，鮑爾斯，州檢察官。他戴著一副墨鏡，似乎正與州公共安全處處長諾曼·坦納專註地討論。剎那間，鮑爾斯直瞪著我，但並來回應我的揮手致意。也許他沒看到我，我也沒再揮手。之後，這兩人就消失在擁擠的無名臉孔與匆匆步履中。
冗長的等待後，綠燈亮起。我過街走到一家電腦軟體店時，立刻想到了露西。進店後我發現有一款軟體她一定會喜歡，不是電腦遊戲，而是歷史入門，介紹藝術和音樂，還有問答。昨天我們在公園租了一條小腳踏船游湖。她把船駛進噴泉，讓我來了個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樣沖她潑水。我們餵鵝吃麵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頭都變成冰藍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飛回邁阿密，下次見面得等到聖誕節，如果今年我還有機會看到她。
我走進首席法醫辦公室的走廊時已是一點四十五分。本頓·韋斯利早來了十五分鐘，正坐在沙發上看《華爾街日報》。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開玩笑，一面折好報紙，拿起公文包。
「紅酒醋，包你喜歡。」
「天殺的，我不在乎。有時候真想來一杯，我還幻想門外冷飲機中裝的其實是杜松子酒。」
「聽起來像在浪費你的想像力。」
「那可不，只不過這是唯一我會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韋斯利是聯邦調查局駐里士滿的犯罪心理分析專家。他很少待在這裡，不是四處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講授謀殺偵查課程，以及投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計畫和引導有暴力傾向的青少年。這個計畫最有創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區域小組，結合一個調查局的分析專家與一個經驗豐富的兇殺組警探。里士滿警察局在第二樁勒殺案發生後就申請暴力罪犯逮捕計畫支持。馬里諾不僅是里士滿的警探，也是韋斯利在本區隊的同伴。
「我來早了，」韋斯利向我道歉，跟著我走進走廊，「我直接從牙醫那裡來。如果你在我們交談時吃午餐，我不會在意。」
「嗯，可我會在意。」我說。
他好像突然想到這一點，一無表情的臉出現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凱戈尼醫生。你知道，他常在驗屍間的桌上放些乳酪餅乾，操刀半途會停下來吃點心，簡直不可思議。」
我們進入一個極小的房間，裡面有冰箱、冷飲機和咖啡機。
「算他走運，沒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韋斯利笑了起來，「那會是報應。」
像很多我認識的保守男人一樣，凱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戀恐懼狂。「只是些該死的怪物。」當某種人被送去驗屍時，據說他常常這樣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進冰箱，韋斯利還在對這樣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會怎麼解釋。」
我漸漸開始喜歡韋斯利了。我第一次見到他時心裡有幾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對於刻板的認識，從頭頂到腳上的弗羅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聯邦調查局幹員裝扮。他臉上線條分明，一頭早白的銀髮好像在宣告主人的個性轉為溫和，其實根本沒那回事。他精瘦結實，身著做工精緻的卡其西裝，打了條藍絲印花領帶，看起來像個出庭的律師。就我記憶所及，他從沒穿過未經漿熨的白襯衫。
他有心理學碩士學位，在進入調查局前曾在達勒斯的一所高中當校長。他從調查員做起，參加過隱藏身份的地下活動，由此揭發黑手黨的人馬。但最後他又回到起點。人格分析專家是從事思考分析的學院派學者，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像是魔術師。
我們拿著咖啡出來，然後向左轉入會議室。馬里諾坐在長桌邊，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點驚奇，不知為什麼我一直以為他會晚到。
我還來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聽到他簡單地宣布：「我剛去過血清檢驗那裡。我想你會對結果感興趣。馬特·彼得森是A型，是個非分泌者。」
韋斯利銳利地看了他一眼：「那個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個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傢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實事求是地說。
「沒錯，」馬里諾說，「十分之二。」
「像里士滿這樣大小的城市，有四萬四千人符合條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兩萬兩千。」我再加一句。
馬里諾點起一根香煙，從一次性打火機上方斜視我。「你知道嗎？」他每發一個音，香煙就跟著抖動。「你越說越像個該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