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學。）每段都只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於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拼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於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於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靜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誌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芝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地花邊的匾額。
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進了我的眼帘，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艷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
理科的功課是嚴緊的，新的同學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數比我大好幾歲。除了從貝滿女中升上來的同學以外，我又結識了許多同學。那時我弟弟們也都上學了。在大學我仍是走讀，每天晚餐後，和弟弟們在飯桌旁各據一方，一面自己溫課，一面幫助他們學習，看到他們睏倦了時，就立起來同他們做些遊戲。早起我自己一面梳頭的時候，一面還督促他們「背書」。現在回憶起來，在這些最單調的日子裡，我只記得在此期間有一次的大風沙，那時北京本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諺語，春天風多風大，不必說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黃土鋪的，每天放學回來總得先洗臉，洗脖子。我記得這一天下午，我們正在試驗室里，由一位美國女教師帶領著，解剖死貓，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蔽天，電燈也不亮了，連注射過紅藥水的貓的神經，都看不出來。教師只得皺眉說：
「先把死貓蓋上布，收在櫥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說。」這時住校的同學都跑回到自己屋裡去了。我包上很厚的頭巾，在撲面的塵沙中抱肩低頭、昏天黑地的走回家裡，看見家裡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兩寸厚！
其實這種大風沙的日子，在當時的北京並不罕見，只因後來我的學校生活，忽然熱鬧而煩忙了起來，也就記不得天氣的變遷了！
在理預科學習的緊張而嚴肅的日子，只過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於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後，功課就輕鬆多了！就是這一年——一九二○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的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併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
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後，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後面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面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裡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制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後，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後勝利」，回到家裡，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只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後來熟了以後，男同學們當面都說我「利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後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里，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裡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伙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裡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老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的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齣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齣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只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後，就只坐在講台上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麼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裡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只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後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志雲，十八歲，我識得字，只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問我：「校長，您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里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里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只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於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面龐。她們以後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里，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裡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我演的這些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青鳥》，劇本是我從英文譯的，演員也是我挑的，還到培元女子小學，請了幾個小學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會裡認識的小朋友。我在《關於女人》那本書內寫的「我的同學」里，就寫了和陳克俊在「光明宮」對話的那一段。這齣劇里還有一隻小狗，我就把我家養的北京長毛狗「獅子」也帶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還怕我們會把「獅子」用繩子拴起，他就親自跟來，抱著它悄悄地在後台坐著，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見了我，它就高興得圍著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聲。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ＧｒａｃｅＢｏｇｎｔｏｎ）在我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