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閑居了半年，家裡的大人們都沒有提起我入學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適應這陌生而古老的環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那時他除了在家裡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麼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幹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幹事朋友打聽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裡讀書。彷彿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並沒有勉強他們入教。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裡來過。還因為在我上面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於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著帽子，腳下穿著皮鞋。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於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
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內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裡。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面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台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里，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於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嘆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
考試和入學的手續是那樣地簡單，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是又高興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帶著一學期的學費（十六元）去上學了。到校後檢查書包，那十六元錢不見了，在校長室里我窘得幾乎落下淚來。斐教士安慰我說：「不要緊的，丟了就不必交了。」
我說：「那不好，我明天一定來補交。」這時斐教士按了電鈴，對進來的一位老太太說：「叫陶玲來。」不久門外便進來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個能說會道、大大咧咧的滿族女孩子，也就是這個陶玲，一直叫我「小謝」，叫到了我八十二歲——她把我帶進樓上的大課堂，這大堂上面有講台，下面有好幾排兩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學生自修和開會的地方。
我被引到一年級的座位上坐下。這大堂里坐著許多這時不上課的同學，都在低首用功，靜默得沒有一點聲息。上了一兩堂課，到了午飯時間，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學們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動跟了去。下午放了學，就趕緊抱起書包回家。上學的第一天就不順利，既丟了學費，又沒有吃到午飯，心裡十分抑鬱，回到家裡就哭了一場！
第二天我補交了學費。特意來送我上學的、我的二弟的奶娘，還找到學校傳達室那位老太太說了昨天我沒吃到午飯的事。她笑了，於是到了午飯時間，仍是那個愛說愛笑的齋二同學陶玲，帶我到樓下一個大餐廳的內間，那是走讀生們用飯的地方。伙食不錯，米飯，四菜一湯，算是「小灶」吧。
這時外面大餐廳里響起了「謝飯」的歌聲，住校的同學們幾乎都在那裡用飯。她們站著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饅頭、窩頭，飯菜也很簡單。
同學們慢慢地和我熟了，我發現她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從保定、通縣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會女子小學升上來的，也幾乎都是住校。她們都很拘謹、嚴肅，衣著都是藍衣青裙，十分樸素。剛上學的一個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鬱悶。聖經課對我本來是陌生的，那時候讀的又是《列王紀》，是猶太國古王朝的歷史，枯燥無味。算術學的又是代數，我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只學到加減乘除，中間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６２分，不及格！這「不及格」是從我讀書以來未曾有過的，給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寫在《關於女人》中《我的教師》一段里。這位教師是丁淑靜，她教過我歷史、地理、地質等課。但她不是我的代數教師，也沒有給我補過課，其他的描寫，還都是事實。以後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裡，由培元蒙學的一位數學教師，給我補了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課目，連聖經、英文我的分數幾乎都不在９５分以下，作文老師還給過我１００加２０的分數。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
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裡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台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寫出答案。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系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里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ｑｕａｒｔｅｒ，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幣，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幣制。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嫻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後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聖經故事。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託故不去。但在查經班裡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在貝滿中齋和以後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於女人》里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這會是在大課堂里開的。
講台上有主席，主持並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鐘，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鐘催她下台。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面各有兩人，交替著上台辯論。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著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著我笑。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了，而且還喜歡有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訓練很好，使我以後在群眾的場合，敢於從容地作即席發言。
我入學不久，就遇到貝滿中齋建校五十年的紀念，我是個小班學生，又是走讀，別的慶祝活動，我都沒有印象了。只記得那一天有許多來賓和校友來觀看我們班的體操表演。體育教師是一個美國人，她叫我們做下肢運動的口令是「左腳往左撇，回來！右腳往右撇，回來！」我們大家使勁忍著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學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軍國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後通牒」，那時袁世凱正密謀稱帝，想換取日帝對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掀起了大規模的討袁抗日愛國運動。我們也是群情憤激，和全北京的學生在一起，衝出校門，由我們學生會的主席、齋四同學李德全帶領著，排隊遊行到了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在萬人如海的講台上，李德全同學慷慨陳詞，我記得她憤怒地說：「別輕看我們中國人！我們四萬萬人一人一口唾沫，還會把日本兵淹死呢！」我們紛紛交上了愛國捐，還宣誓不買日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