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來回憶這六十年的光陰，真像一閃的電光一樣，迅疾地划過去了。但是這道電光後的一聲驚雷，卻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
我從小就愛讀文學的書，但這種愛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無伴的環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樣，由喜歡聽故事，而開始自己找故事書看。那時給兒童準備的讀物很少，我在大人的書架所能夠翻到的，也不過是《聊齋》，《三國》，《水滸》，《紅樓夢》和一些傳奇之類，以後也只是《林譯說部》等外國小說的譯本，以及《飲冰室文集》和《天討》等，都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少年，在我們那種家庭里，所能看到的書。
六七歲以後，我就到家塾去附學。我說「附學」，因為家塾里的學生，都是比我大好幾歲的堂哥哥和表哥哥們，作為一個附學生，我不過是去湊一湊熱鬧。老師附帶著給我講一點書，用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國文教科書，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歲以前，曾讀完一部《論語》，半部《孟子》，和《左傳》、《古文觀止》中的幾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卻放在老師對哥哥們的講書方面，他們寫長文章，學做詩，我在旁邊滋滋有味地聽著，覺得比自己的功課有意思得多。至於我自己讀起唐詩、宋詞來，那已是十二歲以後的事情了。
我的這些經歷，和我那個時代有書可讀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會以寫作為業。「職業」這兩個字，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親和母親都認為女孩子長大了也應該就業，尤其是我的母親。她常常痛心地對我講：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在她哥哥結婚的前夕，家裡的長輩們在布置新房，我母親在旁邊高興地插上一句，說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
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著她說，「這裡用不著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頭，又當不了門閂！」這句話給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頭，為什麼就當不了門閂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現在你有機會和男孩子一樣地上學，你就一定要爭氣，將來要出去工作，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你的手指頭就和男孩子一樣，能當門閂使了！」那時知識女子就業的道路很窄，除了當教師，就是當醫生，我是從入了正式的學校起，就選定了醫生這個職業，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親體弱多病，我和醫生接觸得較多，醫生來了，我在庭前階下迎接，進屋來我就遞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細地看他診脈，看他開方。後來請到了西醫，我就更感興趣了，他用的體溫表、聽診器、血壓計，我雖然不敢去碰，但還是向熟悉的醫生，請教這些器械的構造和用途。我覺得這些器械是很科學的，而我的母親偏偏對於聽胸聽背等診病方法，很不習慣，那時的女醫生又極少，我就決定長大了要學醫，好為我母親看病。父親很贊成我的意見，說：「古人說，『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東亞病夫的中國，是需要良醫的，你就學醫吧！」
因此，我在學校里，對於理科的功課，特別用功，如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生物以至於天文、地質，我都爭取學好考好，那幾年我是埋頭苦讀，對於其他一切，幾乎是不聞不問。
五四運動時期，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的一年生，在學生自治會裡當個文書。運動起來後，我們的學生自治會也加入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我也成了聯合會宣傳股之一員，跟著當代表的大姐姐們去大會旁聽，寫宣傳文章等等。從寫宣傳文章，發表宣傳文章開始，這奔騰澎湃的劃時代的中國青年愛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這個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裡的種種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幾乎處處都有問題。這裡面有血，有淚，有凌辱和呻吟，有壓迫和呼喊……靜夜聽來，連凄清悠遠的「賽梨的蘿蔔咧」的叫賣聲，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鑼聲，都會引起我的許多感喟。
這時，我抱著滿腔的熱情，白天上街宣傳，募捐，開會，夜裡就筆不停揮地寫「問題小說」。但是我所寫的社會問題，還不是我所從未接觸過的工人農民中的問題，而是我自己周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斯人獨憔悴》就寫的是被頑固的父親所禁錮，而不能參加學生運動的青年的苦惱；《秋雨秋風愁煞人》寫的是一個有志於服務社會的女青年，中學一畢業，就被迫和一個富家子弟結了婚，過了「少奶奶」的生活，從而斷送了她的一生；《庄鴻的姐姐》，寫的是一個女孩子，因為當公務員的家長，每月只能從「窮困」的政府那裡拿到半薪，又因為這個家庭重男輕女，她就被迫停學，抑鬱致死。在這些小說里，給予他們的就只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翁，個個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鬱了下去。
我沒有給他們以一線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而在我自己還沒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工農大眾，而堅決和他們結合之前，這一線光明我是指不出來的！
那時，我還沒有體會到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用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這時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來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看不過來，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還彼此傳閱。看了這些刊物上大、中學生寫的東西，我覺得反正大家都在試筆，我為什麼不把我的試作，拿出去發表呢。但我終究是大學裡的小學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這個筆名，而在《晨報副刊》上登出來的時候，在「冰心」之下，卻多了「女士」二字！據說是編輯先生添上的，我打電話去問時，卻木已成舟，無可挽回了。
我寫得滑了手，就一直寫下去，寫作佔用了我的大部時間，我的理科的功課就落後了一大截。因為白天出去作宣傳，實驗室的實驗功課又欠了不少，那是無法補上的。在我左顧右盼之頃，在我周圍的人們勸說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預科畢業之後，我就改入了文本科，還跳了一班。
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寫《繁星》和《春水》。關於這兩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寫的一篇《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經提到了，大意是：我寫《繁星》
和《春水》的時候，並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平時寫在筆記本上的三言兩語——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送到《晨報》的《新文藝》欄內去發表。我之所以不稱它們為詩，因為我總覺得詩是應該有格律的，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這兩本集子時，覺得裡面還是有幾首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志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的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時代，卻只注意到描寫身邊瑣事，個人的經歷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群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人民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說從「五四」時期，我走上了寫作的道路以後，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以前，我無論是寫小說，寫詩，寫散文，都因為我那時沒有也不可能和工農大眾相結合，生活圈子狹小，創作的泉源很快就乾涸了，這也是我在「五四」後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無論多麼狹小，也總會受到周圍氣流的衝擊和激蕩。三十年代，中國已經臨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外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有腐敗軟弱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政府的欺凌剝削，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傾向和選擇。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歐美遊歷了一年，使我對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了不滿和失望。回國來正趕上了「七七事變」！
我又到了我國的大西南——雲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慶，尤其是在重慶，我看到了蔣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動而且奸險兇殘，中國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下的、真正抗戰的中國工農大眾身上的。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裡，我通過在香港的朋友給我秘密地寄來幾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讀，我也偷偷地收聽解放區的廣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國解放的消息傳來，我感到了畢生未曾有過的歡樂。一九五一年，我們終於輾轉曲折地回到了朝氣蓬勃的祖國！
一踏上了我摯愛的國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廣大的工農大眾，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瘡痍初復的大地上，歡欣辛勤地勞動，知識分子們的舊友重逢，也都說：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獨立的今天，我們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為新社會服務！」
感謝黨的關懷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