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文藝》編輯部一直讓我寫《關於兒童散文創作》的文章，我卻一直覺得寫不出什麼。因為我已經寫過《關於散文》這個題目（見去年出版的《小桔燈》），我所能說的也就是這些了。至於兒童散文，當然就是寫給兒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兒童的特點，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總感到：講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講。沒有實物做個「例子」（這裡我避免用「樣板」或「榜樣」這樣的名詞，因為它們都有「典型」的嫌疑），講的人就講不出其所以然，聽的人也摸不著邊際，特別是關於創作，不能不具體地談些創作經過，至於主題是否挑選得好，素材的剪裁、取捨是否簡練，只能有待於讀者的評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為《北京日報》的副刊《廣場》寫了一篇《孩子們的真心話》。趁著我記憶猶新，我不妨把這篇東西的素材和我的構思經過，對大家談一談。
首先，我認為給兒童寫作，對象雖小，而意義卻不小，因為，兒童是大樹的幼芽，為兒童服務的作品，必須激發他們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寫的又必須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觸關心，而能夠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極其喜歡法國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後一課》，他寫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奮發，永遠不會忘記！
「四五」運動是聲震天地、氣壯山河的一次偉大運動，這偉大運動中的各個側面，都有許許多多的作者們用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來抒寫過了。不但現在有許多好作品（《於無聲處》這個話劇，就是一例）產生，將來仍然不斷地會有許多好作品，由此產生。
在周總理逝世後的幾天里，我只參加了向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和人民大會堂的追悼總理的大會，我並沒有到天安門廣場上去。但是家裡的年輕人和孩子們，幾乎是每天都去。一個孩子回到家來，感動而興奮地說：「天安門廣場上，停著千千萬萬輛沒有鎖上的自行車，居然沒有人偷，這真是奇蹟。總理把人心都變好了！」他這話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法紀蕩然，偷車還算是違法亂紀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們對於這種「小」壞事，是常常遇到、聽到，而痛心疾首的！因為看到千千萬萬沒有鎖上的自行車，居然沒有被偷，他由驚訝，而安慰而喜悅，而有了希望，認為有了像總理這樣一位頂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們的「人心」會「變好」的，我們社會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過兩年了，而這孩子的幾句話，總在我的腦子裡迴旋。
新年前，《北京日報》副刊的一位編輯來看我，要我給《廣場》寫一篇紀念周總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紀念總理的好文章太多了，關於總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應她的時候，對於我要寫什麼，還一點沒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談到《天安門詩抄》，引起我「靈機一動」。我就把一些事實串連起來，寫成了這一篇。至於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許多朋友來賀年，這是事實；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門詩抄》，也是事實；那個孩子曾寫過抄過許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兒歌，也是事實，但是他不是寫了一本，而是寫了三本！同時，丟了新自行車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雖然他好好的新車上曾丟了一隻鈴兒）；那一次帶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的，不是他的媽媽，而是他的姨媽。我讓他爸爸丟了車，媽媽帶他去，只為的是使這氣氛更「緊湊」，更「親切」一些。
這種以當事人或一個第三者，來敘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寫法，我從前也做過。三十年代，我寫過《冬兒姑娘》（見《冰心小說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寫過《益西曲珍的話》（發表在《北京少年》），和《烏蘭托婭的話》（發表在《天津文藝》）。
古人有詩云，「鴛鴦綉罷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我繡的既不是光采奪目的鴛鴦，我手裡的針，更不是一枚「金」針！但我確是把我的針法講了出來。因為別人的文章，無論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賞，不能替他來講創作經過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