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血？你確定嗎？」吉敷問道。儘管恩田表現得極為漠然，但對吉敷而言，卻使他堅信恩田就是兇手的理由開始崩潰。
「確定……」恩田投來厭惡的目光。
「那不是人類的血？」
老者的面容歪斜扭曲起來。
「怎麼會是人血？開什麼玩笑！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麼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來連架都沒打過。不過來到這裡之後，倒變得會跟看守打架了。」
「當時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雞血吧？」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個美國演員曾在某部電影里穿過的，後來就流行起來了。是一件長外套，顏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來應該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邊殺過好幾次雞，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應該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殺雞嗎？」
「沒錯。」
「總是在同一個地方？」
「不，這倒不一定。雖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處地方。有的離家比較遠，有的離家比較近。」
「為什麼每次都要換個地方呢？」
「這個嘛……因為殺雞畢竟算不上什麼好事，我想避開路人的目光。但有時雞的只數太多，沒法兒到遠處去。還要在水邊，因為要把血洗乾淨，最好還能寬敞點兒。這麼一來，符合條件的就只有那四處地方了。」
「案發當天呢？」
「去的是離家較遠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後來到哪兒去了？」
「律師曾經找過，但哪兒都找不到。」
「檢察官說那上邊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還安排鑒識科的人調查了那件外套，證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調查過沒有。」
「有沒有提到過血型之類的？」
「好像沒提過。我不記得有人說過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過，也沒有作為證據。話說回來，這件事並未引起過什麼爭議。」
「我聽說最終鬧上最高法庭時，那件理應作為證據的外套卻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只是雞血的話，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證物。有了它，不光重審申請會得到批准，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裡說道。為了解救自己，許多人都會編造謊言，這些人的說法是不能全盤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時間去編造一個合情合理的借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腦海里浮現，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會相信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變證詞的吧？」
恩田點頭。
「為什麼要改呢？」
這些事雖然已經聽他妻子說過，但那畢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許丈夫有其他的說法。
「沒有什麼為什麼，因為那是事實。」恩田說道。
「這麼說來，你剛開始撒了謊，是吧？為什麼不從一開始就實話實說呢？」
「因為當時我聽信了律師的話。他說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實話說出來，也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更別提主張自己無罪了。既然已經遭到警方逮捕，檢察官也提起了公訴，法官就會對案件抱有一種先人為主的觀點，不會輕易相信我說的話的。聰明的話還是在法庭上老實點兒，讓他們判個二十年有期徒刑。當時律師就是這樣叮囑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聽信他的話了？」
「除此之外還能怎樣？我們什麼都不懂，對法律更是一竅不通。除了相信律師，還能怎麼辦？」
「可這是連殺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麼看，這種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這一點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奮起抗爭，是會把你拉去槍斃的。這種情況下，不管律師說什麼，都應該顧不上理會吧？」
「當時我身邊找不到半個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這邊的只有律師；他很耐心地對我說該怎麼辦，讓我按他說的去做，並保證他是不會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這份兒上了，我還能有什麼辦法？乾脆就死了這條心，聽天由命吧。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做了努力的。我質問他，為什麼不能說這不是我乾的，人不是我殺的？」
「嗯，那後來呢？」
「律師大為光火，說如果我這麼說了，這件案子他就徹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話，我就連個律師都沒有了，只能獨自一人在法庭上戰鬥。」
「一派胡言，純粹詐唬人。沒有律師，公審也無法展開。」
「這些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一點兒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著是律師，然後是法官，這些人把我騙得團團轉。我是個沒知識的鄉巴佬，要騙我非常輕鬆。每個人都用話來誆我……在姬安警署被拷問的時候，警察叫我坦白，並反覆強調這份調查報告只是臨時的，不會拿來做量刑的依據，真實情況等上了法庭再說也不遲。審判時我只用說一句調查報告並不屬實，陪審團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張。他們告訴我這叫自由心證主義，說或許我不知道，但現在的法官可以脫離證據、光憑主觀印象判定被告有罪還是無罪，所以一定要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早早坦白說是自己乾的，就會給審判團留下一個好印象。還說他和審判團的人很熟，會替我說話的，不會判死刑。他反覆對我說讓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謊，也要先承認人是我殺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這是典型的威逼利誘，是警方在騙取嫌犯自供時經常使用的一種手段。利用嫌犯的無知對其進行哄騙。如果不這麼做，就無法取得供詞。說出來雖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時只能採取這類手段。不過吉敷自己從來沒這麼干過。
「當時我發著高燒，冷得發抖、噁心想吐，他們對我說只要我乖乖照他們說的去做，就讓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說在這兒坦白與法庭的裁決毫無干係。當時我相信了他們的話，認同了他們的指控。然而那些話全是警方編造的謊言，一審的判決書上寫著『判處死刑』，還說附帶說明——『鑒於無人會在無罪的情況下承認殺人，因而自白證詞真實可信，並依此判處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法官自己心裡應該也很清楚，自供書是警方在審問現場用什麼手段套取的。」
吉敷心想，話雖如此，但無知也得有個限度。這可是件殺人案，世上哪有明明自己沒幹，卻甘願承認殺過人的人？
因此，吉敷說道：「就算你最終獲判了律師所說的最佳判決，那也是整整二十年的刑期啊。即便不是死刑，二十年也是極為艱辛的。況且人不是你殺的。整整二十年，又不是一年兩年。不管怎麼說，當時你就該把話說清楚，人不是你殺的。」
「不，當時律師跟我說，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了，不可能有辦法洗脫我的嫌疑。他讓我徹底死心，主張無罪是不可能得到法官認同的，即便出現奇蹟，法官判處無罪，檢察方也必定會申訴。就算再次在複審中獲勝，他們還是會繼續上訴。不管怎麼說，肯定要鬧到最高法院，這至少就要花上二十年，沒有任何差別。不管是主張無罪，還是承認有罪、靠精神鑒定來抗爭，都得花上二十年。當時他就是這樣反覆勸我的，告訴我還是伏法認罪的做法比較聰明。」
吉敷終於明白了，所謂的冤假錯案，就是這樣釀成的啊。這名律師是個棄檢，也就是恩田之妻所說的檢察官出身的律師。這樣的律師，其實就是檢察官和法院的爪牙。
「兩種情況根本不一樣。如果一審時被判無罪的話，首先可以解除拘留。就算檢察方繼續上訴，你至少可以獲得自由，並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出不出庭。拘留所內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是啊，這些我也是後來才得知的。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串通一氣，合夥兒把我騙得團團轉。有一件事我直到今天都無法忘記。有一次，那個姓本井的律師在談話中無意說道：『你就別整天強詞奪理、糾纏不休了，適可而止，乾乾脆脆地承認了吧。這種殺害無辜幼童的可怕案件，若是無法抓獲兇手，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設想一下，到時候整個社會將會秩序大亂，人們將不再信賴警方，殺人狂滿街閑晃，女人、孩子無法安心度日，每個人都惶惶自危，沒有人願意老實幹活。如此這般，日本這個國家還怎麼存在？想要繼續維持社會穩定，就必須把兇手繩之以法。』」
吉敷一邊聆聽一邊點頭。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這的確是那些不懂裝懂的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論調，「聽他這麼說的時候，我自己也覺得這番話不無道理。但過後再想想，就讓人氣不打一處來。什麼意思啊？話是這麼說沒錯，可幹嗎要把我當兇手對待？既然知道危害大，你們就該快點兒去把真兇揪出來吧？我不是兇手，人不是我殺的。社會秩序變得混亂，責任不在我這裡。胡亂抓個無辜者，硬說他就是兇手，這種行為比抓不到兇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