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死者的頭到哪裡去了呢？」
「這個嘛……至今都還沒有找到，彷彿徹底消失了一樣。要是能找到的話，或許還能查明些情況，可是直到現在都沒有任何蛛絲馬跡。」
吉敷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屍身上沒有頭……當時警方對此是如何解釋的？」
「什麼如何解釋的？」
「兇手為什麼要砍下死者的頭？」
「警方對此未做任何說明。」
「什麼都沒說嗎？」
「這件事估計他們連想都沒想過。」
「怎麼會！這種事根本不可能。」
嘴上雖然這麼說，但吉敷心裡已能猜出個大致情形。他以前曾參與過分屍案的調查，一說到分屍的理由，總會以一句「便於搬運」來敷衍，參與搜查的其他人也不會去深究原因。
「律師是怎麼說的呢？」
「律師根本就不考慮這件事。我曾經和本井律師詳細說過這事，結果卻被他取笑了一番。後來這起案子在盛岡有些名氣了，不少人這樣那樣地說了一大堆，或許該說是推理吧。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本井律師都會說：『外行人，瞎說什麼？這可不是在玩偵探遊戲，白痴！』根本不把那些人的話放在眼裡。」
誠然，警察在與普通人打交道時，普遍存在一種高人一等的想法。吉敷自己也一直被這種想法困擾。如果案件本身再多少帶點離奇色彩，事件本身比較繁複糾結的話，調查時便會覺察到外行們躍躍欲試的傾向，並選擇有意識地無視。身為警察，一旦遇到情況與前例有異，哪怕自己主觀不想，也會東拼西湊地找些理由來否定。但吉敷一般會根據以往的經驗，對疑點進行深究，而且無一例外地收到了實效。
「你怎麼看？覺得這一點重要嗎？」
女人如此問道，不知她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
這種事怎麼可能不重要？吉敷甚至覺得這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信息。不過吉敷如今已成熟了不少，雖然心中這麼想，卻不會坦白說出「當然重要」這種話。儘管他並不認為對這件事抱有興趣會是不成熟的表現，但身為警察，他總覺得自己應該和嫌犯的妻子保持一定距離，不能隨便站到對方那條戰線上去。
「話說回來，檢察官當時是怎麼重現犯罪過程的呢？恩田……不，你丈夫用菜刀捅死了三個人，然後——我不清楚事情發展的順序究竟如何，不知道你丈夫是什麼時候砍下河合人頭的，反正就是把死者的頭帶走了，他們當時是這麼說的吧？是這麼回事嗎？」
「差不多吧。事實上，檢察官當時並沒有提這件事。」
「案情陳述和起訴書里都沒有提過嗎？」
「是的。」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想起訴被告，檢察官必須重現犯罪過程。這起案子是一起無頭殺人案，如果人頭的去向曖昧不明，就無法證明其罪行。」
「我剛才說過，當時我丈夫已經認罪了。」
「哦……自供書里都說了些什麼昵？你丈夫說他把人頭弄哪兒去了？」
這一點同時也是衡量自供書可信度的方法。如果犯人在自供書里準確說出了人頭在哪兒，那這通自供是被逼寫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兇才知道的秘密。
「我剛才說過，當時警方對我丈夫嚴加拷問，一會兒讓他說埋在了這兒，一會兒又讓他說埋在了那兒。整整兩個月，警察每天帶著他在姬安岳里來迴轉悠。每次發現可疑地點，他們都會說是我丈夫說的，然後就到處挖。他們不知在山裡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測的那條我丈夫從現場逃回家的路線挖了個遍。當時當地市民群情激憤，嚷著要警方儘快將如此殘暴的兇手緝拿歸案，他們就連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來頂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開始審理，就是因為找人頭花費了不少時間。」
「那後來找到了嗎？」
「直到最後都沒有找到。」
「沒找到啊……那後來怎麼辦了呢？」
「眼見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說我丈夫將人頭埋在山裡某處的說辭，轉而改口聲稱我丈夫拿著人頭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後人頭被山裡的動物叼去了。最後在法庭上他們也是這麼說的。不過案情陳述時，他們還是沒有提這一點。」
「判決書上是怎麼說的呢？」
「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里都沒有提人頭的去向。」
「被忽略了嗎？」
「是的……他們應該全盤接受了檢察官的話。」
這種事的確很普遍。地方法院審理案件時會偏向於檢察官的意見。儘管出於特殊立場，吉敷不能對此事進行批判，但若從個人角度出發，他也不喜歡這樣的傾向。別的刑警怎樣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謹慎的法庭審理，不想看到為了迎合檢察官，連案子都沒徹底查清就下定論的黑色判決。
「他們說人是在五點前後被殺的，對嗎？」
「是四點前後。」
「四點前後？你丈夫提著人頭下了山？」
「對，那時候天還亮著，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裡提著人頭，會被人看到的吧。」
「確實如此。但是，警察說或許我丈夫當時把人頭裝進袋子里了。後來還把家搜了個遍。當然，最後只是空手而歸。」
「目擊者是怎麼說的呢？」
「二審時才出現的目擊者並沒有提到人頭或袋子之類的事。」
「鎮上的人又是怎麼說的呢？有沒有人說曾經看到你丈夫回家？」
「沒有。只有我丈夫說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小孩，但那孩子沒出現。」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在從殺人現場回家的途中，沒有人看到過你丈夫？」
「沒有。不過我丈夫可沒有殺人，他不是從殺人現場回來的！」
「是我失禮了。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盛岡真的那麼荒涼嗎？」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過，只不過對方不願出面。加上一審二審的時候沒這個必要，警方就沒去尋找。」
「哦……這件事就這麼擱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當年的目擊者根本無從找起，如今盛岡那邊都幾乎沒人記得這件事了。」
的確如此，吉敷就從未聽人說起過恩田事件。
「或許那些目擊者的記憶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嘆道。
「是的。二審的時候目擊者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畢竟過去十三年了。為了避免被指控做偽證，他們就一味重複自己在一審時的證詞，可他們全都遭到了檢察官的威脅啊！」
「那種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說道。
「啊？」
「證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雖然看起來她似乎想說些什麼，最後卻還是忍住了沒有開口。不過她應該只是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和吉敷起爭執，並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觀點——她也絲毫沒有同意的樣子。
「兇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頭，就應該有這麼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說道，「兇手不可能只是為了惡作劇就把死者的人頭砍下帶走。一定有他這麼做的理由。」
吉敷並沒有加一句「對吧」來徵求對方同意的意見，這也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擔，從不尋求他人的意見。就算別人能幫忙出主意，最後的判斷也還得由自己來下。
吉敷想了想，接著問道：「有關人頭的問題，檢察官、法官和律師，都沒有提過半句？」
「他們什麼都沒說，甚至沒有人注意這件事。他們只管結果。」
「結果？」
「嗯……」
「那關於脖頸上的斷面他們是怎麼說的？」
「說是用柴刀砍斷的。」
「哦，他們肯定嗎？」
「聽說當時九州那邊剛好發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斷死者手臂的殺人案，負責那起案子的大學老師也參與我丈夫這起案子的屍體鑒定工作，他說那樣的傷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只是說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過，那位老師說兇器上應該沒有金屬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屬箍的。」
「那麼被害者……記得是叫河合，對吧？他們家沒有柴刀嗎？」
「不清楚。我想應該有吧，畢竟是在伐木場。」
「可是檢察官說從你們家儲物間搜到的柴刀才是兇器，是吧？」
「是的。他們說那把不知多少年沒人用過、上邊沾滿灰塵的柴刀是兇器。」
「兇器上沾滿灰塵，還沒有血跡，這些疑點你們就沒反應過嗎？」
「沒有……不管是一審還是二審，都一直在爭論精神鑒定方面的事。」
「這可不妙啊。」吉敷雖然嘴上這麼說，心裡卻在尋思冤案往往都是這麼產生的。「當時，律師是想通過精神鑒定來達到減刑的目